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汇总十篇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1）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103-06
人类活动在任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会引发相应机制，以便有效应对与防范技术进步带来的难题，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当今世界，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但在网络空间，基于其独特结构的亚社会形态、与现实世界的互相嵌入的特点，[1]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衍生网上销售违禁品、网络色情交易、网络、网络诈骗、黑客攻击破坏等一系列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也随之成为全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互联网 ”时代，国际国内面临的问题相互影响和交织，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冲击传统的公共治理体系。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将规范网络行为、治理网络运行等为内容的“网络社会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与治理的一部分。然而，“互联网 ”背景下的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种顽固的“单边主义”困境：一些西方国家或利用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实施网络威慑战略，或鼓吹“互联网自由说”，借助互联网络推行文化霸权。本文试图就这种困境的基本特征、形成根由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破解和超越的路径。
一、“互联网 ”背景下的国际网络治理新形势
近年来，黑客攻击、病毒泛滥、垃圾邮件、恶意软件等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威胁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乃至国防安全；同时，互联网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网络违法犯罪呈现出国际性和跨地域性的特点，很多网络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分别处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致使制止、打击和防范成本不断增加，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制订国际互联网准则、规范网络社会活动主体的行?椤⑽?护国际互联网空间公共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
1.网络违法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网络违法犯罪作为一种跨国犯罪类型，虽然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其专业性、隐蔽性和严重的危害性等特点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一，网络空间或者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广泛。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在给我们提供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为跨国跨地区网络违法犯罪的滋生、蔓延和扩大提供了条件。这不仅侵害到了各国人民的财产、隐私及安全，还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难以估计的严重影响。[2]涉台电信诈骗给大陆同胞造成巨额损失的诸多案件就是例证。据公安部统计，台湾地区有近10万人靠电信诈骗大陆为生，2013年电信诈骗发案达30万起，群众被骗100亿元；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案达40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
其二，国际化和全局性等趋势日益明显。基于互联网和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发动的高科技、高智能犯罪形态，与传统犯罪相比较，呈现出诸多显著特征，诸如犯罪主体的年轻化、智能化，犯罪对象、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匿化，犯罪结果的超强蔓延性等等，这些特点使得网络违法犯罪的侦查难度不断加大，呈现出高“黑数（又称犯罪暗数、刑事隐案）”化、全球化、国际化和全局性等趋势。[3]
其三，与信息犯罪交织且程度不断加深。社会信息网络化给人类生活带来莫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人类也深深为随之而来的信息犯罪所困扰；网络越发达，各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越大，信息犯罪现状越发令人担忧，随之而来的网络违法犯罪也日益猖獗。新特点、新趋势的信息犯罪不断出现，而且这些信息犯罪往往和其他网络违法犯罪交织在一起，体现出如下特点：犯罪主体日益多元、犯罪客体波及整体、犯罪目的染指政治、犯罪手段展现高超智能、犯罪过程日益繁复庞杂。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遵守其发展规律，并制定出一套预防和打击信息犯罪的方法。[4]
2.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逆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思潮表现为实施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用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贸易。这种思潮同样影响到各国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合作。近些年来，国家之间的网络攻击事件频频上演、网络违法犯罪越演越烈、网络恐怖主义日趋严重，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网络社会治理不能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在治理实践中开始谋求国际合作。美国与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建立了网络治理合作关系，土耳其政府同阿塞拜疆、突尼斯、伊朗等周边国家建立了网络安全j9九游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决议草案，并要求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对网络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和应对。[5]尽管如此，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由于面临“逆全球化”思潮，也呈现出一种国际间缺乏合作的状态。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的“逆全球化”，表现之一就是网络主权的双重标准。一些国家一方面鼓吹网络空间属于“全球公域” 的论调，排斥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拥有，以维护网络自由为幌子，企图利用技术优势以本国制定的网络空间标准来统治整个网络空间；[6]另一方面，又动辄指责别的国家侵犯自己的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并认为“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类，海上安全、外太空安全、网络安全、航空安全；但在实践中又凭借其网络技术优势，对他国进行网络攻击，仅在两个月内源自该国的网络攻击就直接控制了中国118万台电脑，该国黑客对中国目标进行的“后门”袭击为5.7万次，“钓鱼”尝试为1.4万次。[7]实际上，自互联网创立以来，网络空间的主权属性之争一直存在。一些网络发达国家坚持认为，网络是没有物理边界的虚拟空间，属于全人类的“公域”，承认国家对网络空间拥有主权是对网络自由的严重侵犯。而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则主张，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属于各国主权范畴，应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多样性。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明副研究员所指出的，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用户的国家属性，超脱于各国政府管辖的全球网络空间还只能是“幻景”，但“网络主权”不排斥多方参与网络治理，更不能理解为政府网络控制，“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社会离不开各个主权国家的参与和协作，这需要主权国家制订国内外网络政策时，既要维护本国网络安全，也要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稳定。[8]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的“逆全球化”，另一个表现就是网络霸权主义抬头。个别网络发达国家在军事方面转向孤立主义的同时，也显示了其在网络方面的霸权意识，其基本主张就是在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受限制。为了本国的利益，罔顾网络社会和网络空间的特质性，无视联合国成员的倡议和愿望，单方面限制他国的网络行为，强调“本国利益优先”，一如他们用“西方化”代替“全球化”的伎俩，企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推行“西方化”，实质上这是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抬头。这种思潮无疑将阻碍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合作的开展。
此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的“逆全球化”的表象，还在于一些国家强推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奉行网络文化霸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仰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利用语言和网络文化方面的优势，把符合本国利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强加于其他国家。”[9]个别网络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从意识形态上对他国网民实施思想控制，以强化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霸主地位。在表面的认识分歧背后，实则隐藏着本国的利益追逐，这种单方面的利益追求，已经成为国际网络社会合作治理过程中的最顽固的障碍。
二、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单边主义”困境
2015年12月16日，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指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组织、公民个人等各方主体的作用，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10]那么，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的“单边主义”障碍与困境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单边主义”及其内涵分析。在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通常定义是：“一个国家基于和凭借自己的势力与资源而采取的给其他国家带来后果的行为，其价值取向是置其他国家的合法和正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11]单边主义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一种行为方式，是美国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也正是因布什政府在其外交实践中推行的一系列举措而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单边主义以个别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思想为传统，以杰克逊主义为历史先例，以当前单极世界体制的现实为其因果，冷战后在该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思想传统、历史先例和单极体制的综合影响下，单边主义有可能成为日后该国对外政策行为的常态。[12]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同样选择利用美国拥有的网络优势资源，推行“网络自由战略”，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与网络监视，谋取其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推行的网络外交政策，与小布什政治外交上的单边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将现实政治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做法投射到网络空间；[13]同样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坚持“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属于异曲同工而已。
笔者在百度搜索“单边主义”，其即时搜索结果为2130，000个词条，说明“单边主义”一词广泛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在cnki平台，“单边主义”一词出现频率同样非常高，截止到2017年3月31日，以“单边主义”为主题词搜索，有“3133”篇文献：cssic期刊1037篇、中文核心期刊1386篇。就“单边主义”研究的趋势来看，自2001年度激增破百之后，到2002年度接近300篇，2003年度剧增至520篇，2004年度仍保持400篇，自2005年逐年下降，但此后6年间一直?s持在100―300篇之间；直到2012年度下降到100篇以下，近三年则分别为2013年89篇、2014年48篇、2015年69篇、2016年37篇。其中，“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学科占了2480篇，政治学占了26篇。这说明，“单边主义”一词，主要是适用于“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相对而言，政治学学科的26篇要少很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帆教授、章建刚教授等在内的众多学者在贸易经济、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在文化、文学、公安、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等学科领域都使用过“单边主义”的概念。此外，也有学者在新闻与传媒、马克思主义、法学、公安学等学科领域使用“单边主义”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本文使用的“单边主义”，是取其作为“一种处理国际事务的理念和做法”的涵义，[14]用以指称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各方主体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片面而又霸道地追求自己单方的利益主张，拒绝考虑其他各方的合理利益诉求，忽视其他各方的正当利益表达、拒绝提供适当的利益救济机制”的习惯性心理特点与行为偏好。这种思维方式或行为态度，致使主体在处理问题时只从一点或一个方面出发，因此也可引申为主体在思考问题或采取举措时，只从自身利益或者自身情况出发，而忽略甚至故意轻视其他主体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哈斯曾说：“安理会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讨论场所……显然，我们应当有能力在没有得到联合国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武力”，[15]这是发达国家政治外交中单边主义倾向的突出反映。可见，他们提出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其单边主义以及先发制人战略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对主权国家信息主权的不当溶蚀。[16]
2.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单边主义”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看，所有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或多或少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美国也不例外。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单边主义也是国际关系中大国一贯的作法。这种做法在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破坏国家之间的沟通协商机制、虚化或坍塌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网络社会的个体化难题，侵蚀各国共识，导致各国“隔空对话”并相互疏离。
一方面，破坏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之间的协调。其一，给国际网络安全合作造成诸多麻烦。网络空间安全的维护只能够依赖各国政府加强合作，但是维基解密事件、斯诺登事件等表明，国际间的合作倡导的多、落实的少，相反，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网络合作问题上的博弈同样激烈无比，据统计，2006-2012年，世界网络袭击事件从5503起增至48562起，增长782%。[17]可见，国际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着现实的“囚徒困境”，即相互依赖却又互不信任，互相依存却很难共同走出互利互惠的步伐，最后只能承担对双方都不利的后果。其二，容易落入多元合作主义①的误区。多元合作主义宣扬的“网络空间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超主权（beyond sovereignty）’世界”“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心主体的地位正在消弭”“政府的权威在不断遭遇碎片化（fragmented）”观点站不住脚；尤其是多元合作主义认为，网络空间中公共安全产品的稀缺与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失位，是网络违法犯罪治理防控缺乏协调和统一的关键症结。很明显，多元合作主义将网络公共空间误解为一个“超主权的全球公域”和“超国家权威的自治区域”，[18]对于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做出了错误的评估和判断，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网络安全治理模式过于脆弱和理想化。
另一方面，激化了各参与主体的自利性偏差。第一，网络发达国家一味强调单方自由权利的战略失误影响深重。例如在2010年，个别网络发达国家领导人提出“互联网自由”，并表示要动用各种资源在全世界推动“互联网自由”进程。但时至今日，“互联网自由”概念本身包含的一系列矛盾使各国无法建立起共识。各国政府、大型信息技术公司和互联网提供商试图控制和建立自己的领地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个别网络发达国家鼓吹的“互联网自由”战略进程在现实中困难重重，陷入了困境。[19]其谬误在于违背了自由和秩序的关系原理，基于其单方的利益驱动，忽视其他各方主体的诉求，一味地强调单方的“自由权利”，以至于其主张和承诺沦为空谈。
第二，各国网络公共空间治理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主体之?g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极不对称状态，而且这种不对称，日益凸显数据主权的重要性，[20]进而引发合作各方的猜疑，破坏可能的协作和协同行动。第三，“网络发展中国家”与“网络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导致多元行为主体合作共治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空谈：网络欠发达国家的网络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强烈；“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网络霸权国与网络大国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形成严峻挑战；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上也存在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这些都将成为全球治理目标的沉重羁绊。[21]
3.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单边主义”的表现。单边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以“本方利益至上”为准则。首要目标是追求本方利益的最大化（单方利益至上）；二是具有强烈而显著的扩张性。其推行不受他国和国际机构影响，拒绝合作拒绝承认他人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诉求，独立地依靠自身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原则。[22]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的镜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利用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谷歌事件②和黑莓事件③凸显了西方的网络强势话语权，践踏了国际网络正义；其言行凸显出网络发达国家的网络强势话语权往往悖离公平正义原则，[23]而发展中国家恰恰可从中得到维护国际网络正义的启示。
第二，网络发达国家实施网络威慑战略。加强网络防御，确保网络空间安全是网络发达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4]在加强网络空间自身安全、提高抗攻击和弹性恢复能力、增强全民网络安全意识的基础上，个别网络发达国家提出了“网络威慑”口号，针对网络空间特性，形成较为系统的网络空间安全积极防御战略，完成了自我防护与抑制“攻击端”相呼应的立体安全策略，并声明将利用全部国家力量手段来威慑对本国国家或经济安全及其切身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网络攻击或其他恶意网络活动。[25]
第三，网络大国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鼓吹“互联网自由说”。一些网络发达国家的政府为扫清障碍以便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一方面通过“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否认外国政府制定互联网公共政策的权利，为自己展开网络战寻求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反对民间组织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自我组织的全球公域”。个别国家还自恃互联网创始国的身份和实体地位，不顾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治理互联网的普遍呼吁与合理诉求。这反映了一些网络大国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在网络霸权问题上鼓吹“互联网自由说”的虚伪。[26]
第四，借助于互联网络推行文化霸权。借助于互联网，文化霸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一些网络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它们把借助互联网从事的文化霸权作为国家战略的一种重要资源，以实现对他国的控制。[27]
综上所述，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显然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却面临诸如国家间网络主权的相关争议、网络空间治理适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不同意识形态融合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事实上，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纵容了跨国网络违法犯罪，妨碍了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实现。[28]
三、国际网络社会治理困境的破解路径
基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际网络社会犯罪治理与防控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个国家独立实施显然无法达到国际网络治理的目标，因而研究各国政府及其网络企业、网络行业组织、网民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实现国际间协同治理不仅有助于节省治理成本，还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但在国际网络社会，各国政府的主权和利益也必须承认和尊重，如何约束各国的自利行为损害国际网络秩序和其它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与合理诉求，显然需要各国政府勇敢走出不得不互相依赖却又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克服国际网络治理中的单边主义思维，构建有效的国际协作治理机制，并完善国际互联网法治机制加以保障。
1.坚持主权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反思功利主义网络治理观，以及网络治理的内在矛盾、技术选择、网络政策等问题，[29]充分认识国际网络社会治理的新形势，面对“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双重困境，把坚持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倡导国家网络治理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选择。
第一，坚持主权原则。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深受国际社会赞同，其中，对网络主权原则的主张最引人瞩目。国际网络安全局势变幻，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多发，亟须各方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建立全球网络治理体系。[30]应对网络违法犯罪问题，必须明确国家主权的基础性作用，界定国内私域和全球公域，实施有针对性的制度与规则：在国内私域中，基于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国家具有排他性主权，但其他国家在不损害他国主权的基础上可以使用和传播信息或数据；在全球公域中，各国应回归到主权合作参与，通过联合国机制对网络空间实施共管，并对网络空间犯罪采取集体行动，保全人类共同的安全与发展。[31]
第二，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平等互利。各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合作事务中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一直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在开展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倡导并坚持多边主义，努力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在推动国际社会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球国际网络空间治理重要平台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
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了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络发达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是一种损害，对国际网络正义是一种践踏。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最大网民群?w的国家，在做好国内网络社会治理的同时，还可以在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坚持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平等互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以下基本网络权利获得尊重和保护：网络平等和网络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自主管理本国网络、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管理的权利；弘扬本国网络文化、平等参与网络竞争与协作的权利；反对网络霸权主义、维护国际网络自由与正义的权利，以及基本的网络管理权利和自主选择网络管理方式的权利等。[32]
简言之，互联网虽然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是在信息领域不应当有双重标准，各个主权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权益都应当获得尊重，各主权国家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33]
2.继续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全球治理。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具有国际公认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尽管由于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联合国的国际治理能力遭到一定的阻挠和破坏。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联合国的国际地位，还是从其在网络全球治理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说，联合国均应成为应对全球网络问题的基本平台。针对网络空间出现的问题，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我国一直主张联合国作为协调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国际性组织，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一如既往，继续支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34]广大网络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防止只顾眼前的利益而落入“逆全球化”的思维误区，更需要警惕落入“单边主义”的思维陷阱，避免互相指责、互不信任、固执己见，支持联合国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工作，拥护联合国出台网络国际治理准则，积极开展打击国际网络违法犯罪的活动。在实践中，中国应当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坚持谋求和平、合作、共赢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带领广大网络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基础上坚持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不干涉内政的治理观念，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网络秩序与各国网络治理的合作发展，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价值观，推动全球治理价值多元化。
3.走出囚徒困境，重建信任体系，保证合作与协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表明：身陷困境时，如果两个囚徒一味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只有双方同时放弃各自最优的策略、选择互助合作，才可以双赢。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基于网络社会所具有的“超越任何个体行动的内在机制”，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应当也已经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在网络社会治理中谁也无法天马行空，更无法“闭关守国”，惟有协同合作方能共治共赢。在涉及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军备竞赛以及所谓“互联网自由”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其实质还是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矛盾在网络空间的反映，进而反作用于两国的总体关系。显然，各国应加强对话，摒弃“单边主义”思维习惯和方式，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和互联网治理上积极推动合作，才能达成更多谅解和共识，[35]才能够破除协商与合作的障碍，才有可能达成治理的目标。例如，在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面对不断升高的跨国电信犯罪状况及其衍生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问题的挑战，只能进行通盘考量，借鉴有关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司法互助，[36]才能有效惩治和预防跨国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从而构建涵盖立法、司法、监管、观念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与防控体系。
4.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失序状态对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各种全球治理议题中，网络空间的现有国际合作制度框架最薄弱，亟待解决制度创立问题。网络治理的制度创立不应依靠单一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架构，而应该确立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管道、多类型共存的全球性合作架构。中国应该把握这一制度创立的关键期，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塑造网络空间的合作战略文化，倡导新安全观，推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37]
尽管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互联网发展程度不同，网络治理模式和策略也存在差异，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基于其既得利益在谈判中习惯于“单边主义”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致使合作进度变数较大；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对网络社会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或是……对某些重要问题认识不同，致使合作程度不深入。[28]但只要我们坚信互联网成员都是网络利益共同体，国际网络大家庭都有维护网络安全、促进网络发展的愿望，各国无论大小、无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的合作谈判就必然存在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网络空间合作治理谈判时，要重点阐释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为这些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方面的国际援助，与这些国家建立反对网络霸权主义、防范网络攻击、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统一战线。与发达国家进行网络空间合作治理谈判中，要坚持主权、共治、互惠原则，注意把握谈判技巧，找准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探讨共同的应对策略，努力争取在应对诸如网络恐怖主义、网络军国主义、网络违法犯罪等网络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无论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治理合作谈判，还是与发达国家的网络治理合作谈判，在实现程度上取决于互相的理解和信任，而建立这种理解和信任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仍然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结语
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国会演讲时曾指出：互联网固然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点，但这不应当成为一些国家侵犯任何一个国家信息领域主权权益的借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使用也必须尊重他国的信息主权权益，因此各国应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积极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国际网络公共空间，进而形成多边、民主、透明、共赢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38]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固守“单边主义”显然是一种霸道保守而不合时宜的态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应当成为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超越“单边主义”困境的重要指导原则。
注 释：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2）
当代，国际环境表面和平，实则暗地里险象环生，国家间经济的竞争及权力的争斗从未停止。传统意义上的热战随着武器的进步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斗争形式悄然来袭。
从16-19世纪的殖民战争，到20世纪的“冷战”，再到“9.11”之后的反恐战争，战争的形态不断升级；能源战争、贸易战争、货币战争、文化战争，国家间竞争的焦点不断转移。而这一切，随着互联网无限延伸到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种种热战、冷战、暗战，现如今已全部囊括在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网络战争之中。
1.网络战争概念的界定及其形式演变
网络战，是敌对双方针对战争可利用的信息和网络环境，围绕“制信息权”的争夺，通过计算机网络，在保证己方信息和网络系统安全的同时，为扰乱、破坏与威胁对方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展开的对抗活动。它是集网络攻击、网络防御、网络舆论、网络心理、网络控制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战争手段。
与传统战争形态相比，网络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摆脱了武力的束缚，只要有电脑和网络，人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进行远程破环， 在当今这个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网络战争轻则可以引发社会动乱，金融震荡。重则有可能摧毁整个社会运转体系，成为不见硝烟的“核毁灭”
首次把网络攻击手段引入军事战争的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而标志着第一次国家间全方面爆发网络战争的事件是2007年爱沙尼亚大战。如今，随着网络覆盖面的无限延伸，网络战争的形式发展的更加多元，覆盖范围更加广阔，牵扯到的国家就更加繁多了。
2.网络战争发展现状
如同当今国际格局一超多强的情势一样，网络世界，依旧如是：现在，美国正在利用互联网，实现新的霸权。无论是在传统空间、太空空间，还是在网络空间，美国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尤其是ibm总裁彭明盛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智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的演讲，第一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更是将美国的战略意图暴露无疑。智慧地球这一概念引起奥巴马及其内阁成员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认为，该战略对维护美国霸权，强化控制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从近期看来，美国掌握了支撑“智慧地球”的几乎所有核心技术，在全球具有先发优势，通过全球推广该系统，可以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从远期看来，“智慧地球”在全球部署完毕之际，就是美国控制全球之时，因为到那时，美国可以随时截取各国智慧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和数据，测量和控制地球上每一个物品的状况。奥巴马认为“智慧地球”与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同等重要，并将其上升为美国国家战略，作为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2009年6月23日美国宣布成立网络司令部后，同年6月25日，英国出台首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成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和网络安全行动中心。韩国也效仿美国成立网络司令部。而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在军事上建立了相关网络安全管理体制机制，打造数字防护网。
3.网络战对中国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走和平发展的国际道路，为谋求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而努力。
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威胁。其中，两方面尤为突出。
3.1 网络间谍日渐猖獗
在对我国展开的各种网络攻击中，以窃取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重要情报为主要目的网络间谍活动，近年来有大幅上升之势。
3.2 外力策划反动事件
除了这种方式以外，通过互联网输出思想文化、策动“”、操控我国舆论，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惯用的伎俩。
从这些形式中，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
西方国家鼓吹“网络自由”；培植“意见领袖”，散步反动言论，利用使领馆等驻华机构召开“博客吹风会”、“在线讨论会”，拉拢中国网民；研发“翻墙软件”，突破中国信息关防，把google等网络业务作为新的渗透工具；在境外设立数千网站，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的舆论战，进行“信息围攻”，把互联网作为干涉中国内政、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便利途径；通过互联网炒作所谓的热点问题，串联非法活动，虚假信息，激化社会矛盾，破坏中国和谐稳定。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场没有硝烟但却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网络战争正悄然而至，每一个人都受到这场无形战争的现实威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来讲，如若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谋求国家发展的和平环境，加强网权制衡的能力则必将成为攸关存亡的关键。
4.网络战的兴起对中国的警示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前这新形式发展，才能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本国利益呢，我认为：应该站在国家发展安全战略的高度上，对网络战争采取战略性的重视。
4.1 调整战略规划
重新审视我国网络战略规划，明确我国网络战略目标。我国已出台过相应的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战略规划，但网络犯罪、网络威胁、网络破坏依旧有增无减。在技术发展与敌对网络势力日益猖獗的形势下，我们应重新审视与完善原有的战略规划，调整战略部署，应对潜在的网络危机。
4.2 加强网络防御
确立“网络防御为主，具备网络还击能力”的网络战略思想。增强抗打击能力，获取第二次反击的机会。在网络防御方面应加大投资研发有针对性的新型安全产品，如入侵分析与网络监控系统、高强度信息（数据）加密产品、高速网络传输加密机等。
4.3 整合军事资源
为有效应对可能暴发的大规模网络战，以发挥最大效能、最快危机响应为宗旨，及时调整我军网络作战指挥体制。根据我军实际情况，打破传统的通信、机要、指挥自动化、电子对抗等的权力界线，精减机构，整合资源，理顺网络作战指挥体系。
4.4 适当侧面出击
我国应加强平时网络舆论战的对抗与反击能力，争夺网络话语权，从道德伦理角度积极介入“国际防网络攻击威胁公约”的制定。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融合与信息技术融合，迫使美国在按下“网络核按钮”的同时必须顾及自身的损失而“投鼠忌器”。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3）
目前，我国已经跨入网络大国的行列。《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达6.68亿，网民规模全球第一，网站总数达4137万余个，域名总数超过2230万个，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世界十大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据4席，全球最大的4g网络在中国建成，自主研发的4g网络标准已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十三五”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网络将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
虽然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成就显著，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逐步加快，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讲话中指出，“目前我国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世界范围内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近年来，我国网络安全相关的事件不断增多，一些深层次、全局性的隐患日益凸显，信息网络安全对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产生了影响，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大国不相匹配
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经济命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网络化的过程也是各国相互争夺网络资源控制权的过程，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其凭借在域名管理、地址分配、网络关键技术和资源的控制优势，主导着网络发展的技术标准和国际规则，西方大国对我国进行尖端技术出口限制，迫使我国在核心技术上对其长期依赖。美国政府操纵着“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简称icann），该机构控制了全球13台根服务器，根服务器就是互联网运行的“中枢神经”，如同铁路的交汇点，所有火车的行驶方向、通过次数甚至能否通过都被其所控。从网络拓扑结构上看，我国因特网实际上是接入美国因特网的一个分支，美国可以拒绝任何人访问互联网，可以任意监控他国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根服务器，但是，在全球单独建立第14个根服务器，需要通过国际协商和国际合作来完成，实现难度非常之大。在网络技术、网络资源和网络控制权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安全的威胁，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应对来自西方大国的信息安全的挑战。
我国互联网管理水平
还有待加强
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在快速发展和普及的同时，也成了网上谣言等负面信息聚集和传播的平台。网络在信息传播上有放大效应，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尤其是网络舆情与社会重大事态相结合，直接危害社会稳定。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重大矿难、敏感司法案件等，往往容易引起网络“围观”，快速形成大规模网络炒作。一些“大v”借机煽风点火、操纵误导，极易诱发“无组织、大规模”的。有时一起普通的事件，一旦经过网上炒作，就可能迅速演变成热点和焦点问题。这些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也屡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导利用，通过内外勾连、恶意炒作、歪曲事实、放大矛盾，直接危害社会稳定。这些事件都暴露出我国互联网治理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在依法保障网民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要对网络信息进行依法管理。科学借鉴高效实用的国际经验，加强和完善互联网内容管理，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打击网络犯罪力度
要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随着我国互联网应用日益普及，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大幅增长，主要类型包括网络诈骗、网络盗窃、黑客攻击、网络色情、网络、网络的商业窃密等。各种传统违法犯罪迅速向网上蔓延，据公安部统计，2015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已经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173万起，已经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9.8万人。违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危化物品、犯罪工具等，形成“网络黑市”，社会危害十分严重。有些不法分子大肆盗卖各种网络账号、密码和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网银盗窃等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犯罪活动隐蔽性强，日益专业化、流程化，形成相互衔接的利益链条，甚至形成黑色产业。网络犯罪愈演愈烈的趋势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推动打击网络犯罪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并采取各种技术手段和行政措施，加强对信息网络安全犯罪的防范工作。
积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严重网络安全威胁
互联网用户是网络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信息安全的最终防线，因此网络的安全机制要面向用户，应组织多层次、多方位的信息网络安全宣传和培训，启发人民群众的安全觉悟，增强用户安全意识。特别是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领导干部应将网络安全意识与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保密意识联系起来，把单位的网络安全纳入一个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安全管理体制中。只有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安全素质提高了，我国互联网安全才有了保障。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4）
关键词：港口；城市；物流；产业；唐山市
中图分类号：f5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75-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经济地理的全球化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涌现出大批成果，从而加深了我们对70年代以后产业重构进而导致新的空间分工的过程的理解。这一过程可被称作“世界贸易的整合与生产的分散”。虽然都强调将网络作为核心分析单元，但对于世界经济演进的分析仍分化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世界城市网络学派（wcn，突出基于公司网络的城市国际连通性），另一个是全球生产网络学派（gpn，突出全球商品网络的区域植入性）。这也就为我们分析港口城市如何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两种维度或将其结合。将港口城市演进与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统筹考量，已经成为国外运输物流、人文地理和产业经济等研究领域的交叉前沿。carbone和de martino（2003）、hall和robbins（2007）各自分析了法国勒阿弗尔港和南非德班港如何参与到雷诺和丰田的国际汽车产业链。wang和olivier（2006）则开始就港口整合进入全球生产网络进行概念性总体设计。jacobs，w等（2010）研究了如何将港口城市整合进全球生产网络，并指出港口城市的优势主要在于其是全球商品流的节点和港航服务业的中心。
目前，国内学术界虽在港城互动、港口物流等主题上给予了较多关注，但还明显缺乏针对新兴港口城市如何顺利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专门研究。全球化视角下新兴港口城市的嵌入，涉及原有经济模式的转变，涉及从内陆封闭式发展向沿海开放式发展的变迁，也会涉及国际产业体系分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河北省唐山市是我国近年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港口城市，正处于摆脱原有资源型经济模式和构建沿海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时期，值得研究关注。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是唐山基于新兴港口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
一、新兴港口城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经济机理
（一）理论界域
所谓新兴港口城市是指城市区域本不具有沿海港口特质和传统，但在沿海地域的开发开放版图中，由于特定的货运需求或天然条件而起步，并快速成长为重要的物流结点和大地理范围经济发展的牵动力量。新兴港口作为临港产业的龙头和开放发展的窗口，要与全球市场的大背景相结合，有责任将港城乃至腹地嵌入全球框架。
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网络组织，是产业链中的不同经济活动的全球布局。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化及跨国公司的归核化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内部开始了垂直反整合与模块化解构。将原来集成于企业内部的上下游业务垂直分解，产业组织因而出现纵向分离的趋势。跨国公司将大量非核心、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低成本国家，形成了核心一生产系统。制造业生产越来越模块化，将更多的业务环节外包出去，并与生产性服务业嵌套耦合。没有物流网络的发展，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便不能实现，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离不开物流网络的支撑。在经济地理图景中，呈现出通过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联结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二）关联框架
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活动的分离和整合日益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演。全球价值链的等级体系与各地相匹配的过程就是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的各个片段往往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集成后的全球产业物流模式实际上是将部分生产功能转移到了港口，并利用港口的流通加工功能，在配送之前对货物进行简单加工。港口的增值服务功能可以更好地集成供应链，满足链上主体对货物的个性化需求和选择。分工、专业化与市场规模，以及物流构成的这一正反馈网络，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具备开放性特点的临港产业集群通过发展以大进大出为主要形态的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吸引相关厂商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地理集聚。与以前的相对封闭期相比，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沿海港口可以为所在城市带来便捷的贸易通关、完善的金融配套、充裕的人才储备等系列优势。从业务关联的角度观察，港口物流的发展需要配套的金融服务、海商法律、海运保险以及信息、咨询、科教等相关服务业，从而构筑一个集会展、采购、物流、金融、交易等为一体的双向开放平台。于是，新兴港口城市成为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也为本地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高效便捷通道。因此，积极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增强与外部的联系，有利于新兴港口城市打破原有经济范式的闭锁，实现向沿海港口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转型。全球框架下的新兴港口城市应该基于本地港口平台，积极回应全球市场的变化，与区外经济行为主体灵活互动，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目标定位，确定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嵌入位置和方式。
（三）港口城市类型及演进方向
图1中的横轴是港口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纵轴是其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地位。图中的方形指物流与制造业活动的规模，圆形代表与港口航运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这4种港口城市类型中，如果横向对比则两者的方形面积相同，如果纵向对比则两者的圆形面积相同。贯穿装卸中心和服务中心的虚线表征专业化程度，反映在临港工业或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各自优势；贯穿新兴港城和世界港城的另一条虚线表征集中程度，反映相关活动在港口城市的集聚规模的综合提升。
装卸中心型港城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归因于物理基础设施的完备、运输功能的多样性、稳定的船舶挂靠及巨大的货物吞吐量。由于产业活动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很多港口成为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比如鹿特丹、休斯顿和新加坡聚集了大量的石油化工设施。从空间上讲，港口活动密度的增加所受到的土地和环境约束使得港口设施与城市中心逐渐远离，因为地理隔离或者原城市中心区的锁定，该类型港口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非常有限。对于服务中心型港城来讲，得益于成功的集聚经济效应而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凸显，原有的水运优势已不再主导。在这些地方，由于空间紧缺、交通拥堵或环境考量，与商品物理转移相关的功能已经很有限。在新兴港口城市或世界港口城市，港城在相对和谐和相互依赖中共存。从发展方向上考察，新兴港城可能演化为装卸中心、服务中心或世界港口城市，既可通过港口物流规模的壮大吸引临港工业，又可强调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既可沿纵轴方向突出其在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地位，又可沿横轴方向提升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级别，或者两方面并重。新兴港城在经历起步期后，其未来目标定位和路径是多样化的，具体取决于城市的综
合禀赋、外部机遇及战略的选取。
二、唐山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综合方案
（一）全球指向的新兴港城发展：唐山样本的意义
从实证角度观察，国内外均有依托新兴港口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范例，比如迪拜作为7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最初只有一些简单的珍珠、捕鱼和贸易活动，1968年石油的发现使迪拜得以快速发展，但却并未成为经济支柱。在多元化过程中，1972年建成的rashid港和1983年建成的jebelali港成为里程碑。如今迪拜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的门户和全球性商业都会。在迪拜，自由贸易区和港口建设为城市融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提供了硬件保障，区港之间的共生联动使迪拜顺应了全球外包的趋势，逐步参与到全球网络中。迪拜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正是充分发挥了新兴港口优势，使之与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相融合，将渔村转化成为区域经贸中心。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将决定未来的成长空间，积极将区域产业集群融入全球架构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方向。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聚散是城市经济开放前行的外部环境，港口是旨在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出口导向集群的代表，港口优势的爆发是实现城市转型的战略依托。长期以来，河北省唐山市传统重工业发达，资源依赖型经济特征明显，经济开放度较低。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同时，唐山市的港口发展快速跨越，成为国内的新兴港口城市。2011年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吨，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八名。唐山港两个港区（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的先后建设和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使唐山拓展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空间，具备了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和平台。基于新兴港口优势，唐山可充分发挥本地企业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把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和环节放到全球范围内综合考虑。唐山既是传统资源型城市，又是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既要积极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又要推进对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既具备了工业化的相当基础，又处于港口城市建设的后发位置。因此，在判别唐山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背景的基础上，筹划新兴港口城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个案战略，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开放型产业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唐山城市产业系统的演进
国外学者针对德国鲁尔区的多项研究均认为，老工业基地存在的“路径依赖”导致了衰退，这种模式锁定状态在我国也普遍存在。如欲摆脱原有锁定和依赖，必须找寻强有力的突破口和契机。具备了沿海港口这一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所不能拥有的独特优势，唐山市要想突破资源型经济的束缚，就应打造开放型经济架构，借助多种形式完成对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嵌入。港口优势的迅速凸显既为唐山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独特条件，又为其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创造了战略平台。兼具资源型城市和新兴港口城市双重特征的唐山市，需要基于全球网络实现与外部主体的有效互动，使区域经济接轨国际市场，克服地方发展锁定，通过制定综合方案来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构建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
以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为逻辑和现实起点，唐山市经过城市产业系统的多阶段转型之后，将转变为一座高开放性的港口城市。这会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转型的构成要素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功能性的。具体实施内容既涵盖旨在限制和压缩资源型产业的各种消失性安排，也有用以改善城市基础环境条件的持续性安排，还有旨在提高产业开放度的增强性安排，从而共同构成了唐山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内陆走向远海、从本地走向全球的整套布局（见图2）。其中，消失性安排包括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节能减排门槛提升、技术要求的修正、落后产能的压缩等；持续性安排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秩序的治理规范、港口口岸环境的优化等；增强性安排包括对境外直接投资的有效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滨海服务贸易的扩展、技术研发强度增加、对传统产业资本再创业的扶持等。
三、唐山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策略
从资源型城市到开放型港口城市的转型是唐山市的必然选择，进而需要对港口城市的目标类型做出甄别和定位。虽然吸引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是港口城市的理想战略，但与港口相关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的布局模式主要遵循城市级别而不是港口吞吐量的级别，伦敦、纽约等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均缘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作为中等城市的唐山市应将目标定位于图1中所示的装卸中心型港口城市，谋求在物流规模和临港工业集聚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主要沿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方向嵌入和提升。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主要策略如下：
（一）比较和选择恰当的嵌入方式
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方式有科层嵌入、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和准科层嵌入等。钢铁、建材、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唐山市主要临港产业模块应基于自身情况和行业态势，从上述嵌入方式中进行精心比选，找准适用方式，并且将嵌入过程划分为初涉、融入和控制3个阶段，从孤岛嵌入到成链嵌入，形成清晰的路线图，以通过战略性合作分享全球市场利益。
（二）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正快速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一方面要通过整合提升，形成内生力量主导的国际性产业集群，继续强化本土加工制造优势，并向研发、营销、品牌等多方面优势扩展，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资源，打造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国际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利用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聚落特点，集群式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带动本地配套企业的成长。新兴港口城市要避免腹地企业在全球分工中被低端锁定，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延展上下游产业链。
（三）取得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和支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商业伙伴方案是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效渠道。联合国工发组织启动的一系列项目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印度和南非的汽车工业项目以及布基纳法索奶品价值链的发展等。商业伙伴关系已成为联合国刺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唐山市应谋求加强与有关国际经济机构的联系，积极争取电动汽车等新兴项目的引进。
（四）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5）
网络恐怖主义(cyberterrorism)，是指由特定组织或个人以网络为手段和活动空间，有预谋、有政治目的的软暴力攻击活动。它针对或利用信息、计算机程序和数据以及网络系统制造恐怖气氛，威胁、破坏公共信息社会和相关政府、国家利益，其危害足以导致人们心理的恐慌、财产的损失甚至人员的伤亡。
从1993年底我国首次与internet联网以来，尤其是1999年1月我国启动“政府上网工程”以来，我国因特网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网络犯罪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甚至在一些案件中出现了网络恐怖主义这种新型犯罪的苗头，给我国公共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威胁。放眼世界，尤其是日本和欧美，无论是其电力、金融、能源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还是卫星、飞机、航天等军事技术，以及教育、商业、文化等等社会各方面，都日益依赖网络系统而进行，“当超过100亿美元的网络经济建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网络基础上时，人们有理由严肃地质疑其安全性。公共信息安全日益成为这些国家关注的重大课题。而另一方面，网络恐怖主义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恐怖分子或犯罪组织青睐的攻击方式，成为对全球公共利益和国际安全的一种新的巨大威胁。
一网络恐怖主义的特征
与爆炸、绑架、劫持飞机自杀性爆炸和利用生化武器施毒等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方式相比，初步显现的网络恐怖主义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一)超级恐惧性
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其恐惧性，包括美国的“9·11’’事件在内，传统恐怖方式造成的恐怖效应，由于地缘以及与国家、人们生活关联度等因素的影响，其扩散规律是由中心向四周减量辐射，波及的范围和危害程度是有限的、可控制的，最终必定会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和社会中，恐惧性因此适可而止。而网络恐怖主义则不同，其不仅破坏“信息社会眼睛”和“第三传媒”的网络传媒，而且直接毁损人们日益依赖的网络系统，其扩散规律必然是等量、甚至有时是增量地由事件中心向外辐射，波及的范围和危害程度是无限的、难以控制的。一次局部的网络恐怖事件，往往会在很大范围内连锁反应，从而使信息社会的大部分或全部陷入混乱盲目状态，甚至引发社会危机。这种新的恐怖方式较传统方式而言，更具有难以预测性、突发性和象征性，一旦发生，必然加剧人们心理上对信息社会的不信任感，甚至留下“核冬天”样的长期损害，从而也加剧了下一次网络恐怖事件的恐怖效应。
(二)非暴力性
暴力或暴力威胁是恐怖主义的内涵。很大程度上说，离开暴力性谈恐怖主义是不全面的。但是网络恐怖主义修改了这一传统说法。它针对或利用的是网络本身，并不以造成人身安全的危害为直接或间接追求效果，因而只有对物的破坏性而不具有对人的直接暴力性，因此也显得文明些，少有血腥味，这对于日益强调人身安全等私权的当代国际社会来说，具有很大的蒙蔽性。人们也一度模糊了它与一般犯罪行为的区别，放松了对它的打击力度，甚至有极少数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崇拜，甚至以此为荣。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其非暴力性丝毫未能改变其恐惧性、政治性和被袭击目标的无辜性等恐怖主义内涵，因此，我们在确认其具有非暴力性的新特征的同时，也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清它的恐怖主义根本属性。
(三)高度隐蔽性
网络恐怖袭击是一种非常规的破坏活动。从形态上看，是一种网络上的快速符码运动。本身就具有难以跟踪的隐蔽特征。国外的资料显示。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一改传统做法，身份彻底虚拟化，在网络恐怖事件中，事前不声张，事后匿名退出。其匿名性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管理滞后，袭击手段的不对称发展和攻击目标的模糊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网络恐怖分子可以多维、多点、多次进攻，而将自身的风险降到最低。因而从网络恐怖事件的筹划、实施到完成的整个过程来看，具有难以预测、难以防范、难以取证的特点，具有高度的隐蔽性。
(四)低成本与高破坏的极度失衡性
网络系统对故障和病毒缺乏免疫力，而进入系统的程序和信息内容具有难以检测的特点，这就使得网络系统十分脆弱，易受攻击。网络科技日益普及，其全球性、开放性、共享性和快捷性的特征·，也使得那些针对网络天然弱点，逆用科技，研制、掌握攻击网络系统的成本十分低廉。一台入网的计算机、一个调制解调器，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就可以发动一场网络恐怖袭击，其进入成本十分低廉。而与低成本相对应的是巨大的破坏性。近年的“情书”、“求职信”病毒恐怖袭击，全球生产损失额高达88亿美元和90亿美元，2003年3月上旬新型蠕虫病毒sqloverflow开始的5天内便造成了9．5亿美元的生产性损失。一次网络恐怖事件，可能超几十次其它类恐怖事件的损失总和。这种低成本和高破坏的“高效”恐怖方式极大地满足了恐怖分子所追求的恐怖效应，从而有可能刺激其制造出更多更大的网络恐怖事件，反过来加剧了这种失衡性。
二网络恐怖主义发展趋势
目前，在我国，网络恐怖主义尚处于组织联络、筹措经费等初始状态，现实的网络恐怖事件多发生于西方一些网络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它正日益成为一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的、全球性的问题，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个人网络恐怖主义趋势
网络袭击的武器易获得、网络目标的脆弱、攻击结果的高危害等属性，使得恐怖分子可以利用极少的个人资源对拥有强大社会资源的公共信息社会和相关政府发动灾难性袭击，恐怖分子个人行为就能达到甚至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组织所追求的效果。同时，个人行为也更符合现代恐怖主义追求隐蔽的特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多样性和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网络恐怖主义的组织性将更加弱化，个人化的倾向将更加突出。
(二)计算机黑客恐怖化趋势
网络恐怖分子必然是利用计算机黑客技术和病毒技术等手段进行袭击，这就使得一些计算机黑客由无害的科技探索者或普通的违法犯罪者向恐怖分子堕落成为可能。甚至有一种说法：“黑客 病毒=恐怖袭击。”国外资料表明，高水平的网络攻击多数来自有恐怖主义思想的黑客。人们在迈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些人在享受人类科技成果的同时，精神世界的改造却相对滞后，淡化了道德观念，导致人格空虚，一些计算机黑客道德缺失，其心理泛滥为仇恨、冷酷、狂热的恐怖心理，而为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所利用、雇佣或自甘堕落为反科技进步、反人类社会的网络恐怖事件的制造者。 (三)国家背景支持的网络恐怖主义趋势
2003年5月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国际反恐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西方国家实行双重标准，将特定的国家、民族组织妖魔化、恐怖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打击恐怖主义时常成为强国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的借口，甚而侵犯他国信息安全，对网络恐怖主义视作实用工具的某些强国，也很可能把它当作“挥舞大棒”、推行强权政治的一个法宝；一些欠发达国家、贫国和弱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在受到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的欺压时，或明或暗地支持包括网络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恐怖活动，甚至把支持网络恐怖主义当作反对信息霸权、对付强权政治的秘密武器。网络恐怖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点，承担的政治风险几乎为零，传统的恐怖活动方式在国际社会的强力打压下，活动空间日益狭小，而国家背景支持的网络恐怖主义将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全球反网络恐怖主义形势将更加复杂。
(四)袭击手段的多样化趋势
网络恐怖主义，从另一种角度上讲，实质上是特殊形式下的信息战。网络恐怖分子和组织可利用的攻击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恐怖分子可利用网络传播快捷的特点，直接散布恐怖信息，大打网络心理战，这种手段简单，效果有限，发展空间小，容易被排除。但恐怖分子将之与其它手段综合运用，将产生极大的威慑和破坏作用，较为常见的袭击手段是采用计算机病毒实施黑客袭击。无论是“蠕虫”、“逻辑炸弹”、“计算机陷阱”，还是“软件嗅探”等各种破坏性病毒，其传染性、变异性、潜伏性、持续性的特点，决定了其作为网络恐怖事件首选袭击武器的可能。全球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symantec曾警示，新开发的未知病毒，尤其是极具毁灭性的混合病毒，将越来越多地在网络恐怖事件中使用。
三对策思考
网络恐怖主义是对公共信息安全的野蛮挑战，防御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国家安全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针对网络恐怖主义难以预警等特点，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制约和反击。
(一)加强反网络恐怖的理论研究．建立完整的作战理论体系
公共信息安全是信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反网络恐怖主义，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只有高度重视，建立完整的反应机制，才能掌握主动，占据优势。目前，建立该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要针对网络恐怖主义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借鉴我国反恐怖斗争中已取得的经验和研究成果，从法律、政策层面对网络恐怖主义进行有力的警示和惩戒，为反网络恐怖主义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如政府可出台《公共信息安全事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信息安全工作作出更加全面、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像防范“非典”一样，对重大信息安全事件报告、事件分类定级、调查处理和应急响应工作等提出明确的要求，做到快速反应，积极主动。第二，“因特网无国界，网络恐怖主义通常具有跨国犯罪特征，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正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形成一套全球监控、防范和反击的安全体系，在促进、发展和落宴全球性的网络安全文化中发挥我国的影响，并注意在合作中实行“拿来主义”，借鉴国外反网络恐怖的实战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为我所用。第三，要突出我国反网络恐怖主义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的进行防御。目前，境内外邪教组织、“东突”和“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是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其中，个别邪教组织已针对我国卫星电视进行了多次侵扰，今后我们不排除它们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造谣煽动，发动网络恐怖袭击的可能。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通过建立功能强大的监测系统，对可能的网络恐怖活动进行密切监控，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反击。
(二)加强反网络恐怖作战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不断完善技术装备。加强科技练兵
反网络恐怖实质上是一场科技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拥有先进独特的技术和自主的知识产权的硬件、软件才是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维护公共信息安全的基本保障。和美、13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网络安全技术、反网络恐怖作战还处于初始期，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硬件研制和软件开发力度，强化基础设施，建立自主的骨干信息网络，加强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研制，发展民族的防火墙、路由器、数据密码技术等公共信息安全产品，并密切跟踪国际反网络恐怖的科技新发展。甚至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建立更安全、独立于因特网之外的独有网络，构筑我国坚实的网上边疆。只有在网络技术方面占有先机优势，加大科技练兵，才能运用高科技保卫我国网上领土的安全和主权，打赢将来可能发生的反网络恐怖主义信息战。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6）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改革，并在后来的发展中迅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当前所有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先进科技。可以说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带动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发展更是具有极大的意义。金融业作为世界经济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网络化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国本土的金融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和冲击，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应对金融业网络化带来的问题就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以下本文就来简要谈谈全球金融业网络化的兴起与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金融业网络化的内容
在今天，金融业已经几乎完全呈现出了网络化的发展态势，所有的金融交易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直接促使了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也加快了国际贸易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而金融业网络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电子货币、网络银行、网络证券与网络保险这四大方面体现出来。
1、电子货币
在金本位制和金汇兑制瓦解后，电子货币代替了有形货币，并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使得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规模上的急剧增加成为可能。据统计，信用货币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各种形式的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种类繁多，这表明经济的发展对信用的依赖越来越深。
世界各国的金融支付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变革，电子支付系统正逐渐取代传统支付系统，支付工具和支付手段也在发生变革。电子货币将在国际金融活动中逐步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发表了电子货币的发展报告，报告全面研讨了消费者保护、法律、管理、安全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发展战略并鼓励新型金融服务的开展。
2、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是现有银行专用网络的扩充和延伸，也是传统银行业务的发展和补充。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类正在迎接一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网络银行将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里程碑。自从世界上第一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于1995年10月18日在internet上开业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纷纷上网，网络银行逐渐风行，国际金融界掀起了一股网络银行风潮。
3、网络证券
网上在线投资的优势，在于一是时间和速度，二是方便，三是节省大量人工和中介环节，手续费低廉，它充分体现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市场经济准则。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和电子结算的快捷，使得为数众多的个人投资者钟情于当日买卖交易，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交易量，成为交投活跃的技术性支撑。在证券发行方面，惯于闭门瓜分上市股票的投资银行也不得不顺应市场要求，拿出更多的上市股票份额给电子券商和网络交易者。网络在线证券交易打破了投资传统、重新分配市场份额让个人投资者得以与长期以来称霸股市的华乐街投资专家分庭抗争。新兴的电子在线经纪券商正面挑战华尔街历史悠久的证券公司与投资银行，其市场总值已超过执券商牛耳的美林证券，这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
4、网络保险
金融保险可以看做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而服务的一个特殊行业，是金融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在网络化大趋势不断冲击传统金融市场的今天，很多保险公司都开始改革传统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优势，来增强自身的业务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竞争不断加剧的保险市场中生存发展。
二、金融业网络化兴起与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自从金融业网络化发展兴起以来，金融网络化模式的发展态势就势不可挡，并迅速成为当前世界各国金融业改革的主要手段与目的。在我国的金融业来讲，自然也受到了其网络化的很大影响。金融业网络化极大的推进了我国整个金融业向现代化、科技化发展的进程，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也为我国的传统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如何充分利用全球金融业网络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而避开其所来的影响与冲击，就成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在以自身体会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些全球金融业网络化对我国的启示，具体如下所述：
1、加快传统经济向互联网经济的进程，大力推进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只有国民经济走向了信息化，传统经济转向了互联网经济，金融业的网络化发展才有基础。电子商务既是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又是金融业网络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在推进我国金融业网络化的时候，必然离不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2、加大金融业信息系统基础建设的投资，促进金融业网络化的发展。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全面网络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各家商业银行应当在营业网点及重要的公共场所多设置各类电子终端，加大信用卡、借记卡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的普及程度，大力推广智能卡，使人们体验电子支付的优越性，转变观念，为接受电子货币打下基础。加大对金融业网络化信息系统的基础建设，为今后网络金融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研究开发有效的网络安全措施，确保金融网络的安全运行。由于国际互联网本身是个开放系统，而网络金融的经营实际上是变资金流动为网上信息的传递，这些在开放系统上传递的信息很容易成为众多网络“黑客”的攻击目标，目前多数客户不敢在网上传送自己的信用卡帐号等关键信息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这样就严重制约了网络金融业的业务发展。我国金融业的网络化有必要发展自主的操作系统，以保障网络的安全。
4、进一步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加快我国金融国际化的步伐。金融业的网络化发展，使资本流动突破了规模上、地域上和有形无形的限制，使得金融活动国际化，这在客观上要求一国金融的国际化。目前国际金融交易额是国际贸易交易额的50倍；新的信息传输技术和交易的电子化，使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传染性效应”更加明显，对中国金融业的网络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快我国金融国际化进程。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7）
美国此番以“黑客间谍”罪名中国军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争夺网络安全方面的话语权。进入web 2.0时代，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媒介进一步在开放性、交互性上大幅提升，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数据获取与处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政府的决策甚至执政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伴随媒介革命的发生及在其推动下人类传播深度与广度的空前扩展，“话语权”已超越单纯话语层面，成为关系国家维护和国际利益实现的关键问题。在此情况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在网络安全相关事务中的话语影响力，即“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逐渐成为各国在国际话语权博弈场中新的角力点，并日益跃升为国家战略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能否确保网络安全，在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博弈中占据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整体安全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形象。
是美国谋求网络安全话语权的重要步骤
“中国网络”是“中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虽然“棱镜门”事件戳破了美国的谎言，但其仍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话语权。美国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网络窃密”，并通过制造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综合以往的做法，美国在争夺网络安全的话语权方面有一套娴熟的步骤：“抛报告、造舆论、走司法”充分反映了其步步为营，政府、媒体、智库、企业各方的密切配合。从2011年白宫《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开始，美国就明确了谋求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的目标，并着力于塑造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一系列建立网络空间压倒性优势的清晰步骤逐渐显现①。为了减轻美国民众对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同时在国际上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网络监控，美国大力渲染受到来自中国并得到“政府支持的商业间谍”的威胁。
作为美国谋求网络安全话语权的最新一招，美国以国内法来管理国际网络，并他国公职人员，充分暴露了其在网络安全上的霸权主义本质。美国此举在其谋求网络安全话语权上达到了“一石四鸟”的效果。首先，可以转移视线，变被动为主动，通过炒作“中国窃听美国机密”以减轻美国背负的窃听丑闻压力。其次，营造舆论、预设议题，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前确立关注焦点，突出美方关切，以便在双边磋商中借题发挥，对华施压。第三，回应国内政治经济压力，为11月的中期选举拉选票，并为部分产业复苏乏力寻找替罪羊；同时也向民众及商界游说监听的必要性，转移民众注意力。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美国此举开创了用国内法应对互联网威胁的先例。美国根据国内的司法体系，对发生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对位于美国领土之外的网络空间的使用者，进行司法管辖。说明美国的招数不再停留在政府官员指责和舆论炒作的“务虚”范围之内，而上升到司法领域的“实践”层面。如美国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所言，“这起指控中国军方成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是首起因此类黑客活动对国家行为体提起的诉讼。”此次事件表明了美国试图在网络安全规则上先发制人，为未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埋下了伏笔。网络威胁与否，将由美国进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严重挑衅行为，得到了美国国内知识界的支持。一些智库学者撰文支持美国政府的决定，并指责中国不响应美国的呼吁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治军事事务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韦茨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称，“美国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努力遭到中国的抵制，而中国的透明度往往是有选择的，意在威慑而不是打消疑虑”。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茨-斯特凡・加迪刊文称，“此次是司法部对白宫发起的遏制中国网络袭击战略的实施。这种更直接的‘公开点名谴责’方式符合国家网络威慑战略的升级框架”。
中国积极回应取得良好效果
对于美国的无端指责和法律指控，中方进行了坚决回击。针对美国指名道姓的不实指控，中国在政府、智库、学者、媒体层面进行了多方面回应。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相继召见了美国相关官员，就此事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将美方的指为“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指出，美方所谓“网络商业窃密”等说法“无中生有”、“混淆视听”、“别有用心”。中方还暂时停止了参加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是一系列回应举措中的亮点，“有力揭露了美国严重侵犯人权、危害全球安全的恶劣行径，标志着我们对美国滥用互联网绝对主导权进行全网、全息、全球监控的行为，我们终于不再保持沉默，也标志着中国在美国攻势的屡屡紧逼之下，真正开始调整被动消极的态度”②。6月20日，以该报告为基础的《美国是如何监视中国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发行。此外，近期出台或准备出台的一些管理政策也被公众解读为对美国的反制。如日本《读卖新闻》认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的“针对国内使用的信息技术和产品引入安全审查制度，禁止审查不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境内使用”是对美国5名中国军人窃取美国企业情报的一种报复。
在此情况下，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风向有所转变，担忧美国在华企业经济利益受影响，呼吁中美增加网络合作的声音增多。《纽约时报》称，“美国司法部决定5名中国军官毫无裨益，或许还会起反作用。对中国来说，负责任的做法是与美国合作，建立一套行为准则，减少黑客行为，让双方具备针对网络袭击的回应战略”。此外，诸多中国专家、学者也纷纷在媒体上刊发文章对美国的网络霸权行为进行批判；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等制作了多项专题，对美国的做法进行回击，这些言论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转载。这些做法对于引导国际舆论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此，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也日益认识到美国的举动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并将损害到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进而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在网络安全上的合作。英国《金融时报》称，美国公布书的举动最终将被证明是弄巧成拙。
中国争夺网络安全话语权的思考
可以预见的是，网络安全作为新兴议题，正同贸易、知识产权等传统议题交织，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不稳定因素。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网络安全方面的决议和立法可能不断涌现，对“中国网络威胁”的炒作还会继续加剧。除了网络安全技术设施等硬件本身的博弈外，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
揭露美国霸权本质。“在网络空间，美国是第一网络强国，掌控着全球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应用；中国则是第一网络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大的产业市场，与美国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对抗更加直接。面对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羡慕嫉妒恨’，戒备防范与歧视偏见始终深重。美国决意在网络空间与中国一较高低，并竭力保持绝对优势”③，对于国际互联网这一全球公共物品，“自由”和“平等”乃是其应有之义。美国这种以国内法、通缉他国人员的行为，是在以反商业“黑客”之名行扩张网络话语权和监控权之实，是美国谋求网络霸权的真实反映。此次事件说明，美国并不将网络空间当成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和全球的公共领域，而是将网络空间看作一个大国竞争的全新领域。美国凭借在技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企图将互联网纳入麾下，作为实现本国利益、干涉他国内政、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以谋求霸权的延续和影响力的全球扩张，在此领域获得支配或领导地位。把全球网络空间纳入本国的司法管辖范围，标志着美国有关网络空间的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也为未来国家间的网络纠纷埋下“地雷”。这一先例带来的危险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着世界其他国家。
摆脱美国议程设置。长期以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通常都是美国炒作“中国网络威胁”，中国进行反驳和回击。“棱镜”监控项目的曝光使得美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在这一形势下，我们要增强在网络安全议题设置上的主动性，摆脱“刺激――反应”模式，打出“一系列防守和进攻的组合拳”。对于中美网络安全话语权的博弈，我们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就在6月10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众击”（crowd strike）报告再次指控中国军方网络攻击。7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又一名中国商人，指控其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进入了波音及其他美国武器商的电脑系统，盗窃“f-22战斗机图纸”。对此，我们应在官方主导下，积极动员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网络安全公司等民间舆论主体，形成多元立体的舆论体系，全方位破解不利言论的扩散。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研究机构、网络公司等应更多的有力证据，不仅回应外界对“中国网络威胁”的指责，也将中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告知国际社会，并就网络安全建设和维护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借助国际平台传递中国主张。网络攻击对于国家边界的轻易跨越，使集体安全的实现必须依赖各国更为频繁的对话与更为紧密的合作。但美国的霸权企图并未因互联网的去中心性和扁平性而有所收敛，而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谋求对全球事务的主导。目前，网络空间争端的焦点其实是200个国家对阵6个国家。除了美国政府的“五眼”情报盟友之外，其他所有国家都是美国滥用网络霸权进行全网监听的受害者。站在国际层面，我们可以形成更强大的国际阵线，引领网络国际准则真正的建设性力量。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等平台，展现中国维护互联网正义与和平的立场与诚意，开展双边、多边网络外交，寻找共识，破解“安全困境”，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主张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反对美国网络霸权，力求打破“数字鸿沟”和“技术垄断”，确保国家根本利益，在国家间、区域内、区域间以及全球范围内谋求更广泛的对话与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的长足发展，在互联网事务上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谋求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
「注释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8）
网络恐怖主义既是网络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又是网络空间和世界经济社会运行日益融合、国际恐怖主义多样化发展势头日趋强劲两大趋势交叉的产物：一方面，互联网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日益依赖网络空间，为网络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另一方面，面临国际社会联合打击压力，恐怖主义势力寻求利用新技术手段争取支持者和扩展影响力，也推动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发展。作为新兴的恐怖主义传播工具，社交媒体增强了恐怖主义的联络、组织、隐蔽等能力。正因如此，社交媒体时代的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倚重互联网来传播恐怖主义理念、招募战斗人员和支持者、散布恐怖信息、施加政治影响，演化出以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思想、招募恐怖主义成员、组织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为核心的网络恐怖主义形态，对国际社会构成新型威胁。当前，恐怖主义传播在社交媒体影响下呈现出的新特征主要有：
（一）社交网络时代恐怖主义的跨国延展性
互联网开放性、共享性与隐蔽性并存的特性，使其成为恐怖组织、恐怖主义分子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的理想平台，线上线下结合的传输渠道使恐怖主义信息的传播范围极为广泛；利用互联网与现代移动通信技术，恐怖组织及其人员可以更快捷、低成本地传递恐怖活动信息，促使恐怖主义的跨国化发展。同时，网络技术助推恐怖活动人员的扩散。在网络环境下，宗教极端思想控制下分散个体的恐怖活动以整体形象出现，加剧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其背后是在封闭网络空间中“志趣相投”的极端分子结成小群体，在网络上发泄情绪并相互刺激，促成极端心理的蔓延和强化，并对其他易感人群进行“滴灌式”熏陶、渗透，从而使恐怖主义更易在全球发展。2017年6月，英国伦敦发生恐袭后，有学者指出，利用社交媒体招募成员、煽动仇恨、策划恐怖事件已不是秘密。
（二）社交媒体时代恐怖主义的组织灵活性
网络联络和信息沟通的交互性，使恐怖活动具有灵活的组织性：网络不仅为恐怖活动提供高效、低成本的信息传输渠道，也为其进行即时性组织联络创造了极大便利，成为恐怖活动完成组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不同于传统恐怖组织自上而下的思想灌输和命令下达方式，网络时代的恐怖主义已转向分散式、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微恐怖主义”、“化整为零”成为网络时代恐怖主义的新思路、新模式，恐怖组织和个人在世界范围的“本土化”也随着社交网络发展越来越行之有效。最明显的便是“独狼”式恐怖袭击，只需数天甚至数小时就能参与恐怖活动、发动恐怖袭击，并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独狼”袭击之前多伴有宣誓效忠情形；袭击之后，恐怖组织会通过社交网络认领相关恐怖主义活动，宣称会发动更多类似的“独狼”式恐怖袭击。
（三）社交媒体时代恐怖主义的隐蔽煽动性
网络恐怖主义威胁性大、防范难度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虽然网络日益普及，但是网络管理却存在诸多问题，匿名性是其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逃避监控和停权处理，恐怖主义社交网络传播策略极其隐蔽，或使用在线“昵称”，或以“过客”身份登录，抑或是利用暗语和特定符号作为传播标志，甚至开发专用加密技术利用在线旅游购物网、在线游戏服务、语音聊天、云端分享等实现恐怖主义信息的“公开”传播。这使各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很难追查到的真实身份。2015年11月，《连线》杂志披露“伊斯兰国”制作的《网络安全行为手册》。在该手册中，“伊斯兰国”强调优先使用推特，并提供12条安全建议，包括使用加密社交软件、加密手机，隐蔽性强、难以追踪身份的“暗网”技术，安全电子邮箱服务，阅后即焚应用软件等。
二、“伊斯兰国”的网络传播实践
2015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49号决议，认定“伊斯兰国”使“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胁”，授权国际社会执行打击任务，包括军事目标空袭、地面军事行动、切断经济来源等。与其他传统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利用先进技术壮大自己，尤为重视网络技术手段。“伊斯兰国”依托最新网络技术手段，既把网络作为宣传自身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以制造恐怖氛围、招募人员和募集资金，又将网络作为其恐怖攻击的重要战场，对全球发动网络袭击，以达到其宣扬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伊斯兰国”网络传播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由经验丰富的专人负责网络宣传和人员招募
资料显示，ummhussain是“伊斯兰国”宣传负责人之一。ummhussain原名sallyannjones，原本是英国某乐队成员，改信伊斯兰教后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负责网络宣传和人员招募。ummhussain在2013年成功招募到原英国黑客junaidhussain，并与之组建家庭。加入“伊斯兰国”后，junaidhussain负责组建专业黑客组织cybercaliphate，并组织发起诸多网络攻击。junaidhussain在2015年8月一次美军无人机空袭行动中丧生。之后，ummhussain对外宣称，以junaidhussain为荣，并将领导cybercaliphate继续对国际社会发起网络攻击。
（二）利用社交媒体宣传价值观招募年轻人参与
“伊斯兰国”有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精准网络宣传手段，从instagram到推特、脸书，再到中东地区流行的各类社交网站，依照各种平台内在规律，精心策划、散布对现实的恐惧和不满情绪，吸引追随者。“伊斯兰国”通过社交网络组织有效的网络宣传活动，除了在脸书、推特、youtube和whatsapp宣传外，还有很多其他社交平台，如宣扬反政府的游戏“圣战模拟器”等，同时专门聘请营销、公关和视觉产品方面的专家出力，保证信息以合法形式呈现；在视频类社交网站上传播血腥、残暴的恐怖主义音视频，突破现代文明底线，在全球网民心中制造极大的心理上的震撼和认知上的威慑，阻止全球反恐力量的发展。资料显示，在“伊斯兰国”招募环节，许多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仅通过简单的推特聊天，便轻而易举地加入“圣战者”行列，成为“伊斯兰国”一员；而很多从西方来的极端分子，在社交网络上总是把在“伊斯兰国”的生活描述得充满温情与充满意义，导致更多人上当受骗。
（三）发行具有国际视野的电子杂志形成影响力
“伊斯兰国”拥有专业的电子杂志dabiq，其内容不仅包括对“伊斯兰国”理论体系的阐释和宣传，也有战场的最新报道。这份杂志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版本，通过互联网在全球传播。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哈林•甘比尔称，dabiq的受众包括潜在的招募对象、未来的“伊斯兰国居民”以及“伊斯兰国”的敌人们。“伊斯兰国”发行dabiq不仅在于宣传“伊斯兰国”的战略意图和思维逻辑，借此获得更多同情者和支持者，而且也是一种制造恐怖气氛的战略，以此提高国际影响力，谋求在将来国际社会谈判中抬高筹码。2016年9月之后，dabiq被另一份在线杂志rumiyah取代，虽然其传播方式等进行了调整，但是其指向性和极端性更为严重。
（四）利用游戏平台工具勾联与谋划规避技术监控
有证据显示，“伊斯兰国”在2015年组织实施对巴黎的恐怖袭击中使用了索尼游戏机cnitsecplaystation4（ps4）。ps4游戏主机为提供了三种通讯途径，即发送消息、语音聊天和在游戏里沟通。此外，游戏主机即使没有设备也可以为提供通讯渠道，而且游戏平台工具的隐藏能力比传统加密电话、短信和邮件更强，监控难度更高。曾利用魔兽世界举行“虚拟会议”；一起玩“使命召唤”，然后用枪在墙上射出沟通信息等，这些沟通手段增加了政府情报部门的追查难度。
（五）使用网络通信工具传递情报逃避技术监控
依据各地网络化条件状况，“伊斯兰国”制定了不同的网络传播策略：在阿拉伯地区使用僵尸网络发送招募信息；在网络化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使用加密技术逃避国家的技术监控。在“伊斯兰国”使用的加密技术和工具中，很大一部分是安全性较高的免费工具。“伊斯兰国”曾用“电报”消息，承认对俄罗斯坠机事故、巴黎恐袭案负责。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用户较少或者知名度有限的工具。这体现了“伊斯兰国”重视利用现有技术和工具保障信息和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在实际对抗中，“伊斯兰国”对操作系统、浏览器、加密聊天、加密电话、电子邮件、短距离无网络通信等有专门研究，向其支持者推荐相关工具和提供专门的指导意见，保证信息传递和身份隐藏的安全性，尽量避免被外界追踪。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9）
一、网络传播的发展及其特征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网络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并以其数字化、多媒体、实用性、交互性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技术是传承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载体和工具，是实现文化交流的媒介，它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
网络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信息化的流动与加工，它推动知识的创造，开辟新的知识产业增长点，使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网络以全新电子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传播体制，使信息接收与成为实时交互的轻松游戏，拆卸了信息传播的所有壁垒，达到了对物理和精神世界的全面覆盖和无限延伸。
互联网代表着全球范围内一组无限增长的信息资源，其内容之丰富是难以言述的，海量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其功能也日趋多元。作为一个实用信息网络，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网上竞选、可视会议、电子金融、电子商务、黑客与数字化犯罪、虚拟技术、数字图书馆、网上聊天、网上购物等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概念的普及，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价值越来越高，它已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着各个领域各种层次的用户需求，成为人们在信息时代不可或缺的生存依托。
二、文化全球化的涵义
（一）文化一体化或同质化
清华大学万俊人认为，在文化一元主义看来，文化全球化是以某一既定的社会理念或价值观系统为前提预制的单极化或一元化。张荣翼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它是甲地文化产品移植乙地后，促使乙地也按照甲地的眼光来看待该产品”。赵景来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观念意识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呈现出文化发展的某种同一化趋势”。
（二）文化的殖民化
蔡拓认为，文化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文化的同质化，而且表现为文化的殖民化。文化的殖民化主要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指出：“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尤其是对古老民族文化的单向挤压。”
（三）全球文化的交流和共享
杜书瀛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与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
（四）文化全球化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践基础上新建构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
鲍宗豪给文化全球化下了一个新定义：“文化全球化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跨国界的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
以上几位学者对文化全球化的界定基本一致的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但在异质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上存在着分歧，其中有人认为全球化最终导致文化的趋同化或最终使文化共享成为可能，但也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会导致一种新文化模式的产生。
三、网络传播与文化全球化的关系
（一）网络传播实现了文化的包容
网络传播不仅具有纸介传播的视觉识认性、广播媒介的迅疾和广泛性以及电视传播的时效视听统一性，还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双向或多向交互、开放、共享和用匿名方式实时介入等特性。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丰富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任何人都可进入网络空间交流思想，发表自己的观点，任意存取所需的信息，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从而实现着自我的追求和肯定。任何社会、任何背景的人都可以在网上的虚拟载体将文化烙印传送着，交流着，并不断地飞速流动。技术层面的兼容性保证了文化形态的兼容性，如对不同的个人观点和个人选择的兼容，对不同种族和国家、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兼容，对不同媒介的兼容等。
（二）网络传播体现人们自主与平权的文化立场
与传统媒体的受众相比，网络受众有更多的选择权。如马克・波斯特所言“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点上，不再拥有物质世界某一固定的制高点，再也不能从这一制高点上对诸多可能性的选择进行理性推算”。网络从技术层面上以无中心的平行性、散发性网络构架，实现网民之间交流平等，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平等，使人少了些对权威的盲从，多了份自主意识，这种自组、自治的模式，将有利于培养自主和平权的价值意识。
（三）网络传播发展带来的文化形态变迁
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网络的形成。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载体，提高了文化传播的速率和界域，改变了文化的属性，提升了文化的品质和境界，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网络文化。并且，网络文化以其独有的特点和优势引领着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使现实的客观世界转换成了文字、声音、图像，转换成了数字化的符号，网络文化主体在虚拟世界中创造和实现着现实世界未曾有过或难以实现的假想和计划，实现着自我的追求和肯定，网络文化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实然和超然生活的双重世界。
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使文化的全球传递和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网络文化实现着文化由地域性向全球性的转变和升迁，正在改变着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观念，使人们的文化意识、文化理念有了一个全球性眼光和境界。与此同时，网络技术便具有特定强烈的地域性、民族性、种族性的文化属性大大隐退，以技术的方式淡化、消解了不同文化形态的价值观、信仰观，并通过技术将其转化为图像、声音、颜色等抽象的符号。网络技术及网络文化使得各种传统和现代的、本土和国外的、相近相似和彼此矛盾甚至冲突的、高雅和通俗的文化，都可以共居于网络文化的大通道、大平台中，它以极大的包容性真正实现了文化的开放、交流和多元并存，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超越。
四、网络传播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
（一）网络成为舆论和思想控制的工具
网络传播中，从政府到主管机构到网络服务提供商再到各个具体的参与机构和个人，他们都按照各自的标准筛选和推出符合其价值观的内容以及表述、传播方式，例如各国政府为保障自身的信息安全和利益，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控制“封杀”某些网站实现把关，通过扶持重点网站以贯彻自己的意图；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本国的网络信息传播在全球信息传播中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世界并不是一个自由天空，尽管网络受众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仍然无法摆脱其思想和传播处于受控的状态。
（二）网络信息霸权的突现
从全球信息网络传输的角度来分析，据统计，美国互联网用户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用户的54.7%，第二位是日本，接下来是英、加、德。发展中国家网络用户占全球的比重不足20%，将近90%的数据库都集中在美国。这种网络分布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导致国际间的信息获取、占有和利益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失衡的网络发展致使国与国之间信息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信息化发展的滞后，意味着他们要更多地接受外来的信息，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媒体和信息的影响。互联网协会主席唐・西斯说道：“如果美国政府想要拿出一项在全球传播美国式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计划的话，那么互联网就是它最好的传播方式”。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世界”。
（三）网络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略与控制
由于网络文化背景之后，渗透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利益的影响，在知识经济、网络环境支撑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兼备经济、军事和网络大国的地位，借助于网络上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信息资源优势、网络传播优势，通过创造一种所谓全球文化经验，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别国，以文化上的一致性压制文化上的差异性，削弱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造成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文化趋同现象，这种文化趋同带有浓厚的泯灭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比尔・盖茨曾一语道破天机：“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的共享”。所谓的“世界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是西方文化，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
（四）信息泛滥的社会影响
信息环境的污染主要表现为信息过载、重复、失实和误导。信息的生产量不正常地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类和社会能够进行处理和利用的限度，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消除不确定性，反而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而成为负担，更带来难以估量的浪费。低质信息和大量误导、失实信息通过现代通信技术极容易地不断繁衍、不断加速，无节制地、广泛地向社会传播，使人们处于低劣的、无关甚至有害的信息包围之中。
五、结束语
随着网络在全世界的延伸和普及，网络传播应当更加全面地看待，作为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它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改变着目前的社会文化结构，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并演绎着新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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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安全形势篇（10）
大会名誉主席、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t在大会演讲中提到，过去我们更多的从技术角度讲安全，而今天的安全不能单纯的依靠技术，如今靠的是协同和合作。在网络安全领域不应有旁观者，应从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安全产品数据和能力三个方面展开全位的协同。据悉，360还将推出威胁情报共享工程，向整个安全行业逐步开放自己的数据和能力，为业界的协同联动做出表率。
大会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当前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等问题此起彼伏，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开放合作成为全球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亟待加强国际合作和行业协同联动。
palo alto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john davis在主题演讲中呼吁打击网络犯罪和防御现代威胁需要全球协作来应对。john davis说，协同，已经成为了网络安全业界的全球同识。
大会结束后，会议组织团队从专家演讲和讨论中，梳理出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及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安全的四个主要发展趋势。
趋势一：协同联动将成为安全行业新风向。“协同联动，共建安全 命运共同体”是本届安全大会的主题，也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共鸣。近年来网络安全威胁尤其是未知威胁总体呈现专业化、组织化、复杂化趋势，使互联网 时代下，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难度越来越大。大会主席360企业安全ceo齐向东表示：在网络威胁越来越大的今天，从政府到企业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联动和协同的意愿，单一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如果不能进行数据的共享、情报的共享，几乎无法更好地解决现在的网络安全问题，而协同联动才是安全行业未来的必由之路。协同联动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数据协同、产业协同和智能协同。数据协同是指应打破数据的孤岛和数据的鸿沟，形成多维度大数据的协同分析，并用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产业协同则是指安全防御应从单兵作战转向大兵团协同作战转变，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达成政府间、企业间包括政府和企业间透明的、互信的协同，从而形成更安全的产业生态；而智能协同不仅仅是智能算法的协同，它还包括it信息系统、人工智能专家、安全漏洞专家、安全防护专家等相互之间的高度协同。除了上述三个层面具体的协同之外，还需要全球互联网政策层面的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