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汇总十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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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325.2/g2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158-0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本刊）由教育部主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2001年1月创刊，双月刊。本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创刊即设立，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90期，专刊2期，刊发论文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作者遍布全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栏目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
一、栏目建设宗旨、意义及优势
（一）栏目宗旨
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三农”问题，依托学科优势，深入探索“三农”问题破解之策，积极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服务。
（二）栏目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三农” 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出10个国家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重任。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刊积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自2001年创刊之日起，就开始设置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栏目，积极为破解“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三）栏目建设的优势
本刊开辟“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具有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国家惟一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4 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在此地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创造了先古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使得杨凌成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目前这里除农业高校外，还集合了众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农业人才济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目前我国农、林、水学科最为完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学校设有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研究所、农村社会研究所、农业历史研究所等农业研究机构。因此，本刊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发表，服务 “三农”，而且也可以与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三、栏目建设措施及经验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把政治质量关
从设置“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之日起，我们就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和宗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敏感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出现过任何政治问题。如本刊出版的1期专辑中有8篇我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编辑部对这些稿件进行了认真审核，还将这些稿件送陕西省台办，经有关负责人对其中的有些用词和提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了省台办的公章，做到万无一失。
（二）积极约稿组稿，不断扩大稿源
编辑部坚持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放在目录突出位置，在人员和排版安排上给以重点倾斜。安排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编辑负责该栏目，并聘请我校经济管理学院“三农”问题研究方面著名专家王征兵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围绕既定目标，编辑部主动与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进展，随时掌握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动态，积极组稿、约稿。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的专家教授征稿约稿。随着栏目影响力的扩大，投稿量逐年快速增加。目前该栏目年均投稿量达到上千余篇，稿件刊发实现了优中选优。
（三）组织与导向并举，精心策划专题
编辑部针对“三农”问题积极策划专题研究，先后策划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问题”“wto与中国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专题，组发了一系列论文，有力配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四）实行开放办刊，积极吸纳校外优秀稿件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始终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标准，坚持开放办刊。作者遍及全国上百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外有关专家也积极为该栏目撰稿。
四、栏目突出特点及反响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设置紧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针对“三农”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
（一）从研究思想上看，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
该栏目论文或直击“三农”问题的难点，提出独到的见解；或紧跟“三农”问题的热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发表后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被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国家高层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我校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征兵撰写的《农民贫困的根源分析》、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黄祖辉撰写的《现代农业能否支撑城镇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均引起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从研究方法看，注重实际调查，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是作者深入实际，走进农村，走入农户家中所做的调研。这些作者利用调研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可行的对策。2013年第5期本刊特约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是他带领由10多个教授、副教授及博士组成的课题组用了3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跟踪调研后所成的力作。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理融合。我校有很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有很大的优势。对此我们进行积极引导，鼓励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如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数量关系来分析调研资料。近年来，本刊发表了不少这类文章，成为刊物又一突出特色和亮点。
（三）从基金论文比看，论文受资助比例高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在本刊栏目中基金论文比最高。栏目坚持与相关学术研究课题的联系，及时跟踪相关学术信息，刊发相关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该栏目文章90%以上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这些项目在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获得省部级奖励。
（四）从作者队伍上看，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
海纳百川，质量为本。“三农”问题研究栏目选稿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原则。因此，我们在保持刊发权威专家学者论点的基础上，还吸纳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刊发了一批观点新颖、视野宏阔的新人新作。该栏目作者中有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有博导，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教。有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有企业和 “三农”一线人员，很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从产生的社会反响看，受到了著名文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作者、读者的广泛关注
该栏目论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和学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被《新华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经济要参》全文刊登。周孟亮等撰写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张丛的《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解析》和文春晖的《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陈为京等撰写的《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并获省政府奖，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带动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该栏目刊发的论文被引10次以上的有300多篇，被引20次以上的超过100篇，被引50次以上的10篇。2007年刊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目前已被引147次，下载1 300多次。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设立，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一期。栏目立足社会现实，紧扣“三农”方面难点和热点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室早先编发的《审读工作通讯》先后5次对该栏目这种突出办刊特色、贴近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并刊发了题为“立足前沿 突出特色 服务‘三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成果斐然”的专题报道。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3）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45-02
一、一个指导理论：经典作家谈三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关于如何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学说。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是经典著作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经典作家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资本论》、《法德农民问题》、《论土地国有化》、《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其主要观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肯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认为，农业不仅是个体独立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者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1]。“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成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2]。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论点出发，阐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进而发展社会经济。
第二，强调农业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都必须对其加以改造，使其适应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184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土地国有以后的土地经营问题，即在社会共同占有土地基础上实行共同耕种。1872年，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一文中，从土地经营方面提出了合作社生产的条件及其意义，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合工作者经营大规模的农业[3]。同样，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私人占有者中夺取过来，而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共同耕作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4]。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为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备。同时，也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三，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之一，马克思十分注重土地的所有制问题，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他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这些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并使用机器和其他发明――将使土地国有化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抗拒这种必然性是任何拥护所有权的言论都无能为力的”[5]。尽管这个论断是针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的，但对于中国今天进行农业改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
第四，呼吁对农民进行教育。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的最终去向――是倒向资产阶级还是跟无产阶级走，是决定这场斗争谁取得最终胜利以及胜利后建立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6]。农民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严重的小农意识，同时，也造成了其身份的两重性。他们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无产阶级如何夺取和掌握政权，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农民的支持。因此，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而这种教育既包括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时也包括对农民的保护和支持。在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新时期，农民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对农民进行教育十分必要，他关系着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实现。
第五，主张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学说。他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基于这个远景，马克思提出了通过消灭城乡差别来达到人的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具体如何消除城乡对立，达到城乡融合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全面论述了他的实现路径，这对我国当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合理的城乡一体化格局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一个追问：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棘手问题。但是，在1949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实施以前，三农问题还未真正成型，在此之前我们谈到的三农问题更多地指向农村问题，在后来国家制度参与情况下，三农问题真正进入关注的视野。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使然。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策略大行其道，商业的悲惨处境表面上看是一个商业、商人的问题，实质上则是一个农民发展权利被无端剥夺的问题；同时工业官营又抑制了民间工业的发展，剥夺了农民务工的权利[7]。正是在这种治国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古代三农最终失去了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浪潮结合的绝好机会，为中国以后的现代化埋下了祸根；1840年以来的悲壮百年史进程中，救亡图存压倒一切，使解决三农问题失去了基本的政治前提[7]。我国农业落后的发展起点，可以说，是导致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农业合作化的措施，农业的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农业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了“农业学大寨”口号。但是，随着我国战略结构的调整，工业被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并受到极大的重视，农业也随即成为辅助工业发展的牺牲品，因此，农业被剥夺了主动参与现代化的权利。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民既承担了改革的风险，也承担了改革的责任。虽然我们有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丰功伟绩，也有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探索，但是，在遇到与“农“字有关的经济社会活动时，都采取了表面肯定公平，实则承认差别的态度。如面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有针对性地对之立法，从而使乡镇企业身份化，而不能取得与国有企业相当的权利，这种基于身份的立法不仅仅把人等级化，而且把经济行为等级化，从而使三农问题愈演愈烈，也正是在这一法律环境下，中国农民不管如何努力就是走不出这一权利“魔圈”，最终使三农无法吸收到足够的圈外能量促成自身的现代化，城市国有工业却可利用国家赋予的特殊权利“管道”从三农圈内吸取能量[7]。如今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农业、农民推向市场的同时，又造成了多少农业用地遭破坏、流动性的农村人口利益被破坏的情况。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多少是制度的使然？
三、一些启示：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思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农民大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实现。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法律制度和宏观微观政策支持，也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具体现在：
第一，完善已有的三农发展的法律制度，积极制定新形势下规范三农发展的政策法规。例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农发展法》，颁布《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法》，加快农村司法体制改革，等等。为三农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保证农业发展的优先性，保证农村发展方向的合法性，保证农民权利的真实性。给予农民事实上的有效的权利空间，即完整的自治权、充分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
第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规模经营效益。农业产业化经营，即用管理现代工业的方法来规划农业的发展，它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利益的最优化和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如鼓励农民发展大型养殖业、种植业，并为其提供资金、j9九游会的技术支持和一定的政策倾斜，建设现代农业，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途径，由此才能逐步达到要素集约化、取向市场化、手段科技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第三，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鼓励农民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素质的提升，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农民素质的提升，直接关系着农村的发展，关系着农业的进步。目前，我国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对农业科技的接受和转化能力较弱，同时，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新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夯实农民的基础文化教育，明确教育目标和教育重点，注重系统教育，将农民所学与所用结合起来，使他们看到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实际的生产力效益，唯有此，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三农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1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0.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5）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 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
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__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__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 ，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
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__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 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6）
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及其顺序：论文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论文拟撰写的主要内容(提纲)；论文计划进度；其它.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撰写时可以先写这一部分，以此为基础撰写其他部分.具体要求如下：
1.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
明确提出论文所要解决的具体学术问题，也就是论文拟定的创新点.明确指出国内外文献就这一问题已经提出的观点，结论，解决方法，阶段性成果，.......评述上述文献研究成果的不足.提出你的论文准备论证的观点或解决方法，简述初步理由.
你的观点或方法正是需要通过论文研究撰写所要论证的核心内容，提出和论证它是论文的目的和任务，因而并不是定论，研究中可能推翻，也可能得不出结果.开题报告的目的就是要请专家帮助判断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研究，你准备论证的观点方法是否能够研究出来.
一般提出3或4个问题，可以是一个大问题下的几个子问题，也可以是几个并行的相关问题.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只简单评述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前沿文献，其他相关文献评述则在文献综述中评述.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部分内容重复.
3.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
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
简单阐述如果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术上的推进或作用.
基于"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允许有所重复.
4.论文研究主要内容
初步提出整个论文的写作大纲或内容结构.由此更能理解"论文拟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同于论文主要内容，而是论文的目的与核心.
第2篇：吉首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一、选题的依据
1)本选题的理论、实际意义
国家形象，是近年从国际政治学、传播学领域引入文化学电影学的一个新名词，一般认为是指在一个文化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与表达，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这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实友好的国家形象。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中国的国家形象，往往会被拥有优越传播途径与资源的西方媒介所抹黑，甚至扭曲。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需要创造一种事实上更文明进步富强的中国，呈现一个"现实"的中国形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相互视界融合来尽可能呈现一个相对"正面"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往往能够回避国家形象认知方面的硬性差异，用更加柔软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这种文化塑造不仅更容易感染和影响人，而且往往也比特定的事件、人物更加持久、更加深入人心。而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电影因为其声画合一、动静合一、逼真与虚拟合一，信息传达手段多样、意义丰富、可理解性强、感染力强，特别是跨文化交流能力突出，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更是具有特殊地位。
2)综合国内外有关本选题的研究动态和自己的见解
大多西方国家都有通过民族电影来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就明确提出，电影是加拿大的眼睛，所以电影应该关注和表述加拿大的历史、现实、政治和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国际化语境下，尤其是对于意识形态比较特殊的中国而言电影绝不仅仅是经济，是票房；更重要的，电影还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工具，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文化安全。我们要研究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下突出一种民族个性，从而通过这种独特的文化个别性来确立自己在世界电影中的位置，而这种民族个性又绝不能一味的迎合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不能以落后的、乡土的、闭塞的，意识形态混乱的国家形象为代价而占据市场，应该要在这种民族个性展现出一种充满创新精神、具有生机与活力、具有浓厚民族精神与正确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形象。
二、研究内容
在论文中，主要对八十年代末至今部分在国际电影节上出彩或是在国际市场上票房成功的部分电影进行研究。研究这些影片获得成功的因素，以及它们在传输民族文化与构建国家形象上的贡献与不足。通过这样的研究与反思，我们试图让中国电影在揣摩和研究西方受众口味的同时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使得中国电影在以后的发展中既能被西方电影市场认同又能更好的传播多彩并正面的国家形象。
1、八十年代末至今，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电影主要是通过哪些因素吸引国际关注赢得国际市场；
2、通过这些因素被认同的中国电影给世界带去了一些怎样的"中国形象"；
3、这些影片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上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
4、通过这些反思，在赢得国际市场与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之间，我们应该吸取哪些长处，避免哪些短处。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全面正确的掌握xxxx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电影在构建国家形象上的状况，再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其中一些案例的分析与反思试图寻找一种正确的国家形象构建策略。
第3篇：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研究的现状：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xx年"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人们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要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林毅夫，20xx)。如何解决农民增收困难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越来越多地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张车伟等，20xx)。
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要通过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资金引导到农村，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为农民增收开辟第四条渠道(徐祥临，20xx)。还有学者认为调整农业组织结构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学，20xx)。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xx年9月22日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上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口，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众多学者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研究当中，有人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目前农产品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内市场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并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有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总结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宋洪远等，20xx)。
有研究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但在宏观层面则没有效应(王萍萍，20xx)。也有学者将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归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总量扩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张明林等，20xx)。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行政体制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谭秋成，20xx)。另有学者认为，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始终保持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李国祥，20xx)。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7）
“农民的儿子”为农民
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张虎林首先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羊角乡盘脑村，抗战末期参加过儿童团，1948年底因父亲早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而和母亲一起辗转来到河南息县、潢川、信阳等地，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开始了他“三农”事业的第一站。当时正值“反右”教学改革，大学四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农村。这个时候张虎林开始全面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掌握了大量的基层情况，这为他日后从事的“三农”事业奠定了实践基础，后来张虎林又读取研究生，在校时大部分时间学习资本论、哲学、历史等课程，更加强化了他的研究理论基础。
1959年“信阳事件”发生了，浮夸、虚报蔚然成风导致严重后果。还在上大学的张虎林突然接到消息：在河南信阳做专员的父亲因为抵制浮夸风，坚持实事求是，被打成右倾。或许是“信阳事件”启发了他，让他从小就树立了矢志不渝的“三农”情怀。
1965年1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农村组工作。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参与了几次中央重大会议，养成了从宏观上、理论上、全局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1975年，张虎林被分配到北京市农委所属的农村干部管理学院工作。
1978年，张虎林正式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在党校我基本什么都做，干了一圈。”张虎林笑着回忆道，“先是去了学员部搞教学工作，同时担任了党校校刊经济组主编。1990年担任省部班教学组长，还总结出一套教学经验。”据了解，当时除了学习，还给省长部长们安排了课余劳动，每个人都得打扫院子。这个班上的人，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
之后，张虎林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时光如梭，在张虎林担任组织部部长6年的时间里，他仍然时刻关注着“三农”并参加农口重要会议。从80年代初开始他连续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参与制定五个“一号文件”。 1998年，他提出研究“三农”问题并申请成立了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首次成立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1999年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三天的“三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全国性研讨会，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研究的序幕。
张虎林谈到，“从2003年开始，中央把三农问题摆到了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10年来，连续制定了10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加上80年代初的5个中央文件，一共是15个。”他认为，城镇化重点在建设农村而非城市。新农村发展了，自然而然城镇化就形成了，而且不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以及后遗症。
情系民生 笔耕不辍
退休后，“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成为张虎林的头衔，也是他最喜欢的称呼。他也终于可以如愿以偿能静下心来研究、写作，作品也相应多起来。
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农村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话》、《跨世纪的角逐》以及参与写作的《中国农村经济管理概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探索》、《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等共二十多部作品。
这些著作中有许多新思路、新观点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在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张虎林说：“有人让我研究局部。但我认为，研究局部影响不了全面，局部解决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全面效果。”
此外，张虎林还创办了《市县领导月刊》杂志和《三农研究参考》内参，每天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调研和写作上。但他对“三农”研究从未间断，他的“三农”政策建议和分析观点，不时见诸各大媒体，他的身影更是经常出现在各类涉农活动的现场。
2003年，政策开始向农村倾斜，张虎林连夜写了4000多字的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文章，将“去费免税”列为重点，并刊登在《三农研究参考》内参上。文中强调“三农”的重要性，阐述了“三农”是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党和国家建立和稳定的基础，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去费免税”。
“去费免税”这个建议最终被中央采纳了。2004年两会提出五年内免除农业税，后来改成三年，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党的十以来，全国各界关于“城镇化”的讨论日益热烈。
今年3月，在一个新型城镇化的学术论坛上，张虎林再次阐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好“三农”、为了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城镇化的重点要放在建设好新农村上，而不是说扩建城市或解决城市问题。”张虎林自始至终都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才是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
出新书问诊“三农”困局
张虎林编著的《张虎林文集》，已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书中针对三农问题的犀利观点，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
该文集分为三农篇、理论与实践篇、演讲篇、榆下论丛及媒体访谈附录。
“在所有的文稿中，本人均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给读者的都是原文原貌。”张虎林认为，这样可以使文章具有历史感、历史的印记。
张虎林在前言中谈到了自己做人、作文和做事的原则。他指出：“无论在何种环境和情况下，均坚持说实话、办实事，不迈一步虚步，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切都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工作和生活起来，会很踏实，也很充实。”
该文集集中问诊了中国三农问题。与一般人从城市发展来考虑城镇化的视角截然不同，张虎林自始至终都强调，三农问题才是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因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张虎林认为这才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理由。
他澄清了城镇化的一大误区，即把城镇化只看作是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在这一观点的主导下，“在哪儿修建新城市”取代了“如何建好新农村”的命题，使得城镇化更像是一场以忽略乡村为代价的造城运动。张虎林直言不讳，“我对城镇化中的‘化’字不太感兴趣，因为提到‘化’往往带来很多不科学、不实际的东西，容易走偏，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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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9）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科学需要积累，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前人的劳动基础上进行。笔者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行一次文献梳理，力求从中吸取营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现象的出现。现将近年来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样，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迁，一共可以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之初到1988年。这10年间，农民工流动经历了从发轫到广泛发生的变化，尤其是1984年后发展较快，但学者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上，而对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研究很少顾及，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几个较年轻的研究者率先对10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进行了调查，写出《资源、包袱、财富》的研究报告。第二阶段，1988-1992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总体上说，这一段多为应急的、对农民该不该流动的评价式的研究，缺乏规范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滞后于实践。第三阶段，1993-200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由三个大调查开始，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农业银行调查系统对26省1.4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所做的10省75村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在15省28县、28镇、28村所做的调查研究。随后，较为突出的是，原劳动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和大学、民间调查机构，组织8个课题组，汇集多学科力量，从多角度研究，相互交流，还有国际上的交流以及大量其他部门和地方的调查研究。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举改观，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点是研究与政府决策、制度创新更紧密地结合。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向，及城乡统筹、公平对待的原则，调整有关农民流动的政策，对研究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研究工作放在城乡统筹、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大背景下展开。这一阶段最具历史意义的是：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以及2006年3月31日国务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和学术界一样，社会其他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上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很多人把农民工视为“盲流”，不许进城，到处驱赶、阻截、强制遣返，同时对外出就业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广泛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事实的有力说服，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思想才逐渐趋向统一，人们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冷静客观地看待此现象并开展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什么“盲流”，是一种客观必然现象。2003年“非典”暴露了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管理问题尤为突出。在“非典”的发展扩散过程中，大批农民工在“非典”高发期从高发区不顾风险地回流是“非典”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直接原因，而农民工的大批回流，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直接相关。“非典”之后，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较为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开始注重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
2、一些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从各学科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些论著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和一些具体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马侠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1989）和李梦白等人所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1991），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研究农民工的专著，但这两项研究都主要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其他的主要著作有：莫荣的《“民工潮”的背后：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1993）、卫兴华的《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1993）、龚益鸣的《“民工潮”的起落》（1994）、袁亚愚主编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1994）、余大兴等的《脚下的长路――中国民工现象透析》（1998）、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1998）、白南生等的《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2002）、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2003）、崔传义的《中国农民流动观察》（2004）、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2004）、刘怀廉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汉生的《“浙江村”：中国农民入城市的一种特殊方式》、田凯的《关于农民工的基本现状和城市适应性》、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孙立平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池子华的《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团中央权益部的《当前“民工潮”现象的特点和分析》、赵树凯的《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周大鸣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李强的《中国流动城市农民工问题》等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刘应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刘小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工的行为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廖龙辉的硕士论文《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的社会学分析》、吕柯的硕士论文《“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和途径》、王红艳的硕士论文《作为群体研究的农民工地位问题》等。
这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一是1994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8个单位进行农民流动的研究，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麦斯文先生（dr.steve mcgurk）精心设计和实施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富有远见的组合式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1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等；二是1994-1995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北京零点公司、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等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三是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的调查研究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陆子修、史贤华、李玉江、程道平、唐晓腾等）对安徽、山东、湖南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工流动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外出方式、农民工特征、从事的行业与工种分布以及回流后对家乡、家庭及其个人的影响等方面作了研究；二是从流入地的角度对农民工就业方式、行业与职业、收入、工作与生活环境、权利保护、管理、社会交往对象与方式等方面作了研究；三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农民进城的意义、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总体来说不多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学者很难获得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现象，研究得较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较早对包括迁移问题在内的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较为全面介绍与研究的著作，是1992年美国殷实出版社（plenum press）出版的《当代中国人口》，该书由鲍斯顿（dudley l.poston，jr.）和约基（david yaukey）主编，不少作者是中国学者。不过，在该书中哥德斯太因教授（sidney goldstein）对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他所用的资料是1982年人口普查材料，所以，现在看来很多观点未免觉得有些肤浅甚至过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我国人口迁移现象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者越来越多。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国外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有我国学者的文章，如：1994年我国人口学者马侠与林肯（lincoln h.day）合编了《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m.e.harpe 出版）；在《迁移、人口结构与再分布政策》（migration，poulation structrue，&redistrbution policies，ed.cavin goldscheider，westview press，1992）一书中，关于中国问题用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与吉平写的两篇文章（马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的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吉平：《民族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同化：中国的新疆自治区》）。
2、国外经济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研究，而且影响较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认为，刘易斯模型没有考虑到农业本身对工业的贡献，因此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m.p.todaro）也注意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迁移带来城市就业状况恶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达罗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过程以及迁移原因，从而建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t.schultz）则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强调的是迁移对迁移者本人的好处，特别是经济上的收益，而且舒尔茨分析的还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上几位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的着眼点仍然是城市，他们从城市就业的角度来考察分析这一现象，对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很少研究。尽管托达罗的分析也涉及到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仍是城市，而且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很少涉及迁移人口对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3、国外社会学、人口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随着发展经济学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思考，国外人口学、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问题。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国其他组织以及一些大的基金会（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人口迁移的地区分布以及迁移人口在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nts）的整合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开始对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试图寻找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建立进行恰当解释的理论模式。美国布朗大学的哥德斯太因（sidney goldstein）教授与哥茨柴箔（calvin gonscheider）教授以及英国的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教授，都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近二十年来，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以前研究中的片面性，特别是忽视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正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评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不足。
国内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之对这一问题初期的研究而言已走向深入。从成绩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研究的学科看，已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注重从各自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农民工现象，形成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解释。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政策；这些更加丰富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方法看，较为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也运用了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这样使获得的资料更加具体、丰满，有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现象。
第四，从研究的价值看，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多视角的探究以及研究内容的广泛，研究的结论，无论是描述还是解释，都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仅使农民工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开始走向操作性，具有一些参考价值；而且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学科性和科学性，充分显示社会科学在认识这一现象中的意义。
显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者的调查对象看，大都从某一城镇或地区、某几个城镇或地区选取，不注重比较调查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者调查中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缺乏可比性，其可信度、准确性便大打折扣，更难以解释对同一问题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
其次，从研究的学科看，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研究、综合研究，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免全面性不够。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果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而不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的偏执。而且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理论，但至今很少有学者把农民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和范畴。
再次，从研究的内容看，目前多数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第一，理论界、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建立对农民工统计的统一的指标和体系，所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统计不确切，必将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困难。第二，学者们更多地关心农民工外出原因的宏观分析，而对微观原因比较欠缺；更多地研究农民工给流入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而对农民工对流出地、对政治、文化、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不多；更多地注重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就业歧视、权益缺失、自身素质、子女教育等方面情况的研究，而对农民工的流动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生活、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和关注显得不足；更多地描述、解释农民工目前状况，而对其发展趋势前瞻性、规律性的研究缺乏；更多地提出抽象的对策建议，而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相对有限。
最后，从研究的方法看，一是已有的研究现象描述多，规律把握、理论剖析不足，如现有许多著作大都是农民工弱势生存发展状态的描述，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挖掘不够。二是许多研究思维方式比较僵化，“一刀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不够，如讲起城市和市民就是文明、开放、先进、富有，说到农村和农民工则是愚昧、保守、落后、贫穷，然后再以此来区分、讨论市民和农民工；论及农民工素质，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比城里人低，虽有个别学者也将农民工与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做了比较，但不很深入。三是较少系统深入地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情况，缺少研究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共性和个性。
在国外，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对制度的设计、政策趋向还是从微观上对技术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都没有涉及中国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问题缺乏解释力。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工问题的有关理论研究前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失去意义。比如，对于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西方学者更未涉及。因此，西方有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利用其有关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相应的修正，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10）
国外对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始于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在对农村中新事物(新农药、新良种等)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研究报告《创新和普及》。这次研究报告发展了传播学的两级传播的观点。在有着8亿农民人口的我国,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三农”是国家的重要战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传媒对“三农”的关注程度也大大提高。同时学术界对“三农”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零散的论文形式,著作并不多。其中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比较具有代表性,这一成果是方晓红带领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余名师生进行了江苏农村受众调查、江苏媒介调查、苏南农村入户访谈以及南京市城市受众调查等四项调查的结果。作者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如果仍以传统观念面对现在的农村与农民,它失去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受众市场”等看法,这些对于农村媒介的发展兼具现实意义与前瞻性。(《大众传媒与农村》,方晓红著,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一版)。另外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红艳的《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该书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乡村传播与发展的事件、研究观点、追溯不同时期媒体信息报道内容的变化和报道倾向的不同,力图呈现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的全貌。
现基于《2006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对“三农”传播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学者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的媒介接触情况
很多研究人员调查了农民的媒介接触及信息接收情况。曹刚和方晓红的《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中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大众传媒在农村中的传播效应并不高的结论,很多技术经济信息并不是通过大众媒介让农民接受的,农民更倾向于传统的人际传播,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在促进农村的技术变革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效用并不高①。进行此类调查还有刘仁圣、叶伏华的《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方晓红的《对农村受众选择电视节目倾向的研究》等。
二、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三农”报道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键入“三农报道”关键词,搜出109篇论文。很多研究者指出了“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报道中的主要问题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深层原因则是媒体从业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消费水平相对低下的农民②。这需要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还有很多研究者在业务层提出了如何更好地进行“三农”报道的建议,提醒传媒在报道中应注意生活性、贴近性等原则。如肖大顺《创新“三农”报道的启示》(载于《新闻前哨》),李杰《关于“三农”报道的几个关键问题》(载于《新闻采编》),这些文章大多是经验性的业务总结。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性的理论文章。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一直处在传媒报道中心地位的城市与城市市民,农民在传媒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很少有机会接近媒介,缺乏参与媒介的能力与条件,更没有机会主动利用媒介放大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城市人也缺少亲身接触农民的机会,他们对农民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结论。如有研究者指出媒体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单一,正面典型缺失,媒体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有学者以《生存之民工》《民工》两部电视剧为分析样本,认为两部电视剧力求原生态地展现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真实形象。③
2、农民“不在场”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三农”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三农”报道热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的边缘化。媒体关注多是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解读,农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成为报道的主角。政府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农民却只是被谈论的对象,自己不在场,不关心。④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媒体报道中的“官本位”意识,缺少对农民的真正关心。
3、农民话语权
农民在面对媒体时的弱势地位及在媒体报道中被边缘化的状况,使得农民成为普遍“失语”的群体。有学者针对该问题提出农民话语权问题,指出媒体要树立农民受众意识,为农民说话,多让农民说话。同时政府和媒体也要积极实施受众教育,培养他们运用和争取媒介话语权的主动意识⑤。
三、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
面对当下信息传播在农村失衡的现状,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学者根据我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一事实,提出了提高农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并给出了一些建议。指出政府应大力推进媒介环境建设,积极尝试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⑥。还有学者力图考察农民与媒体的关系状态,使农村受众更好地使用大众传媒、参与传播活动。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是伴随着全国性的媒介素养问题的研究而展开的,事实上,由于学者更多的关注城市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对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一度被忽略,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四、城乡之间的“信息沟”
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时代,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在城市的普及,农村受众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同样的信息与知识。有学者对河南农村受众接触大众媒体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受众接触媒体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平面媒体的接触仍然不如电子媒体,这种现象反映出我国农村受众的教育水平仍然不高。有学者则调查了甘肃数个县的情况,发现大众传播“知沟”现象在西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越发严重⑦。
总之,对“三农”传播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经验介绍,政策的宣传解释方面,理论上少有大的突破,对解决农村信息传播失衡的现状也缺乏建设性的建议。同时,在各个研究方向上,对“三农”传播问题的研究的关注度不够,这与市场经济下媒体对农村市场的不够重视有关。■
参考文献
①曹刚、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罗阳富,《“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及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23期
③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第4期
④胡友笋、陈秀杰,《异曲同工,共造双赢》,《新闻知识》,2005年第8期
⑤周春霞:《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⑥郑智彬、樊国宝,《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安西镇调查的视角》《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