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汇总十篇-9游会

国际传播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02 14:59:00

国际传播论文

国际传播论文篇(1)

abstract:the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sthepublisherofinformationcontent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itisalsoanimportantfactorwhichhasdirectlyinfluenceto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uetothelimitationofcommunicationtechnique,thedominantpublisher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renationsandgovernmentswhichrepresentthenationstoexerttheobligationofmanagementinaquitlongperiod.withtheappearanceofinternet,the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hascharacteristicchange.anyoneconnectedtointernetcouldgetridoftherelevantcloseinformationenvironmentandcometoanopen,borderlessinformationspace.thechangeof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causedbyinternethasalsochangedthestatu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ations(governments)werenotthemainofonlycommunicationmainbodyanymorewhichcouldconducttheprocessofcommunication.otherorganizationandsinglepersoncouldgetridoftheadheringpositionandbecomethemainbodyofcommunication.thesehavecausedtheessence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hangedfromsingletomultiplechoices.

keywords: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ynamicdevelopment,multipletransformations

这里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而“国际传播主体”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这一头谁在传、谁有可能传的问题。

一、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作一个综合的考察。

整体上看,学者们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或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1]。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利用信息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实施其国际战略”[2]。

第二类是多元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调查和研究个人、群体、政府(利用)技术(如何)传递价值观、观念、意见和信息的领域,是一个关于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间促进或阻止信息交流的机构组织的研究领域”[3]。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指个人、团体、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信息及数据”[4]。

第三类是无主体表述

这类界定侧重于对国际传播现象的描述。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5]。我国于1992年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国际传播的界定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尤指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传播活动。可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式进行,但以大众传播为主”。国内不少学者因袭这一说法。

应当说,以上界定,特别是前两种界定中关于国际传播主体的描述——无论是国家主体说还是多元主体说,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国际传播某一发展阶段内在特征的反映。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国际传播主体,二者均缺乏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分析。

我们知道,国际传播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也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各国政府不但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中专门用于对外传播的部分)向外传播信息,还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的职责,即大众传播中所谓“把关人”的职责。它决定本国是否加入和如何加入国际传播过程,采取什么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怎样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系统,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是否与国际网络端口连接、开放本国的信息市场等等;它还要代表国家就国际传播中涉及到的相互关系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并代表国家在国际性的公约组织中发表意见,体现国家的意志。而这些都是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难以做到的。当然,即便是在传统媒体时期,也有通过海底电缆或国际通信卫星进行私人传播的情形,比如跨国公司为了使公司本部与国外制造厂或销售点取得联系,租用卫星转发器;一些国家的使馆也通过卫星与其祖国保持联系。但这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传播行为,相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它们只是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导传播过程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就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在此传播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

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单方面的权利与行为(互动机制比较弱),传播者可以通过媒体将信息传给众多的接收者,接收者却不能以同样的途径将信息反向传回(这种沙漏式的传播模式为把关人实施把关传播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互联网将千家万户连接起来,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区域性的信息环境,进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在这个信息空间里,人们不仅可以自主性地寻找和接收信息,作为信息传播客体而存在,同时也可以主动信息,成为信息传播主体中的一员。网络传播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形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国家(政府)不再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传播主体主导传播过程,政府之外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摆脱了依附地位,成为了传播主体。这就使国际传播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网络传播时代,多元传播主体形成以后,政府作为国际传播控制者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当然,从技术角度讲,只要接入国际互联端口,一国政府再像从前那样对网上信息进行筛选与控制就比较难了。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要求,在控制的方式方法上做相应调整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传播的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国际传播主体也经历了由一元(政府主体)向多元(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主体)的转变。

在有关国际传播的界定中,还有一些界定是“无主体”的,如前述第三类。这类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了“大众传播”的界定(在关于“大众传播”的界定中,传播主体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对于大众传播学而言,传播主体是谁,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无关宏旨。因为大众传播重在考察信息传播的一般过程、特点和规律性,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国际传播则不同,它所考察的不是人类一般性的传播活动,而是国家控制下的一国信息对外(跨国界)传播的具体现象或行为,属于应用性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不但要对国际传播中不同于大众传播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还要对“传”的行为以及传播如何致效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提出针对性的j9九游会的解决方案。“j9九游会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谁?如果没有对应性的传播主体或主体不明确,这个问题就不能落到实处,国际传播学的特点也就不能清晰地体现出来。

二、国际传播主体分类

国际传播主体是指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发出者。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对国家事务行使着管理、监督、指导、服务、保卫等方面的职能。由于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国际传播中,它始终是主导性的传播者,所谓的“强势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作为传播主体的地位无人能够企及,它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传播,是国际传播中最主要的部分。即便在今天,在某些国家的某些特殊发展阶段上(如战争、政权更迭等)以及一些处于舆论高度控制下的国家中,政府仍然是唯一的对外传播主体。正因为国际传播长期由政府主导,与国家、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它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出现以后,尽管政府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但在诸多传播主体中,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主体的传播行为实施着把关控制。由于政府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它始终是国际传播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企业是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征服国内市场的同时,它必然要开辟国际市场,向外输出自己的产品、服务或技术。在此过程中,企业自然就会产生对外推销产品、服务,进行广告、公关宣传的需要,也就是国际传播的需要。从企业参与国际传播的历史走向看,企业(国际)传播主体经历了由国内企业向跨国公司的演进、发展过程。最初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内企业开始参与国际分工,面向世界市场,这些企业也就成为最早的国际传播主体。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专门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身就是超越国界的,它的传播活动一开始就带有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色彩,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公司的跨国经营、贸易活动正在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与此相应,企业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传播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这里的所谓社会组织,是指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各种政治性、文化性、学术性、宗教性、福利性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团体。以影响范围论,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国范围内专业性、行业性的团体、组织,包括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以及学校、图书馆、医院等事业单位;第二类是国家性的且以国际交流为目的的各种团体、组织,例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会等;第三类是跨国界(区域性)的团体或组织,比如欧盟、东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第四类是全球性的团体或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些团体、组织均有明确的目标与宗旨:或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某种事物的普遍关心,或是力求推动某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达成目标离不开传播,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其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传播主体。后三类团体、组织的信息传播本身就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借助于互联网高速信息通道,国内组织的传播也可以跨越国家的界限。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组织,即恐怖组织和组织等,它们同样是互联网积极的使用者,其传播行为同样构成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们所传信息带来的社会效果是极其负面的。

个人参与国际传播古已有之。早期的个人参与是以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的;传统媒体条件下个人也可以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但是由于媒体机构受控于政府,个人尚不能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互联网创造了全新的、没有中心和强权的信息空间,任何人无须经过政府机构的批准、检查,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众多网民传播信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麦特.德拉吉通过个人网站将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中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调查报告向全世界披露,让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是通过报刊或广播电视,而是通过互联网去了解一件重大新闻事件的详情。新的世纪,在德拉吉式的个人网页的基础上,“网络日志”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大众表达方式。“网络日志”(blog或weblog)是一种十分简易的个人信息方式(也是一种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像免费电子邮件的注册一样,完成它的创建、和更新过程。至2004年,美国国内已有500万个blog(博客)站点,并以每天15000个的速度增长,以至《纽约时报》发出惊呼:博客网页数量已经超过传统互联网页面数量[6]。中国虽然还在为blog的称呼争论不休,但是博客的大量出现和与日俱增却是有目共睹的。博客的兴起使网上的每个人都成为了独立的媒体发言人,并以蜂窝状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众性的信息交流平台。互联网首次将大众传播的“受众”变为传播媒介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变为国际传播主体中的一员,堪称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正是因为网络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源,传统的舆论控制模式也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三、国际传播主体特征

国际传播主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传播主体的性质不同虽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称作“国际传播主体”,但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传播性质与形态的不同。以政府为主体的国际传播是政府(信息)传播的延伸,是政府传播的跨国界部分。与其他传播主体不同,政府传播者代表国家行使传播职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当它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时,它既是传播者,也是把关人,这是其他任何国际传播主体不具备的特性。与政府传播不同,企业传播是一种商业行为,为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以推销产品、服务为目的的广告宣传和以树立形象为目的的公关宣传也就成为企业传播中一部分重要的内容。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类型,而不同类型主体主导下的传播性质也是不同的。例如政治性组织(包括政党)的传播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文化类组织的传播属于文化传播范畴;宗教类组织的传播属于宗教传播范畴,它们各有其传播规律与特殊要求。个人传播主体是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出现的,具有隐匿性、分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其传播规律与要求与上述主体显然不同。总之,传播主体性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传播目标、传播形态及其内容的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国际传播主体共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对不同传播主体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分析。

第二,传播主体的影响力不同

在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诸种传播主体中,政府是强势主体,最具影响力。它所传播的信息可以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形成一致性的注意,并形成统一的舆论,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政府的信息传播(包括总统演讲、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各种相关的报道、评论等)使美国民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从极度的恐慌中镇定下来,恢复了正常生活,并开始了一致对外的“反恐”活动。政府传播主体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些全球性、地域性的组织、团体,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当然,大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在诸种传播主体中,个人的影响力似乎最小,因为他们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而个体的声音远不及国家、大型社会组织或跨国企业集团响亮。正常情况下或许如此,一旦出现非正常情况(如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危机事件或与民族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国际事件),而权威性的传播主体失语或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时,个人就会成为补充性的信息源,它们聚少成多,最终必将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以至对政府或大型组织机构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政府以及大型组织机构在考虑如何增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的同时,对个人传播者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传播主体利用媒体的程度不同

传播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媒体选择和使用上的特殊性。国家是强势的传播主体,它对媒体的使用是全方位的。就位势而言,政府显然高于媒体。作为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一种特殊机构,政府对媒体具有控制与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或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表现出来,或通过信息手段表现出来。在后一种控制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无不希望获得来自政府的权威信息,并籍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因此,政府用以进行国际传播的媒体是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当然,政府传播中也存在媒介的选择问题,但它无须考虑费用如何,只需考虑如何通过媒体将信息快速、准确地传达到公众那里。企业是营利性的组织,它对媒体不具有控制、管理的权力,媒体对它也没有配合报道的义务。因此,它们只能通过买断报纸的版面,广播电视的频率、频道等进行广告、公关宣传,为此就不能不进行成本核算。当然,互联网为它提供了低成本的传播空间。非营利性组织与媒体的关系也大抵如此。个人利用传统媒体自主传播信息的可能性很小,只有通过互联网,他们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传播主体。由此可见,随着传播主体规模和重要程度的递减,其媒体选择和使用的范围与程度也在递减。

第四,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不同

不同的传播主体代表不同集团(或个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目标诉求,这些必然在传播行为中表现出来,使其呈现出不同的规律与特征。对不同组织(个人)的传播行为进行考察分析,探索其传播行为背后的决定性的因素,总结其内在规律性,是国际传播学研究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在以往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中,人们对传播主体本身几乎不予关注。例如,拉斯维尔传播过程五要素中的四个要素,即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都有清晰的界定和充分的研究,唯独传播者一项少有涉及。在西方国家,传播者研究被定位于“控制研究”,与“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称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因为大众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的,“传播者”的被忽略(实际上是传播者与媒介的合一)尚可理解。国际传播研究的是不同传播主体利用大众传媒(跨国界)传播信息的现象和行为,相应地,对主体传播行为的考察分析就成为这门学科中一个基础性的部分。如果不对传播主体进行分类、分层研究,具体观察不同传播主体特殊的传播行为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性特征,就不可能对国际传播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传播致效的战略性思考,其结果,国际传播研究的任务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

总之,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行为的发出者,是对国际传播过程与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国国际传播主体,特别是政府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突出,相应地,这方面的活动也将更多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注释:

[1]转引自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国际传播论文篇(2)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舆论具有鲜明的媒介化特-征,大众传播不仅是国际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国际舆论产生的主要土壤及其体现的主要平台。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认为,“国际舆论已经约定俗成地特指外国媒体上的言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所谓国际舆论,是指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大众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大众媒体、国际公众、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对国际事务,问题的相对一致、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就国际舆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电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国际传播论文篇(3)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1],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传播于遥远的空间、观念距离,文化的流失与变形,甚至于危机就成为文化之存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传播有传播的“游戏规则”,传播之策略研究是传播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跨文化传播尤显突出。比如肯德基进入中国要卖豆浆,而进入印度则会卖咖喱。换言之,传播中的文化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起码蕴涵了新的“要素”?传播之本意是带来某种易于传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异文化,其结果却面临是否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选择。包括两种文化相遇时彼此自然的相互影响,都成为传播中的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答案亦是颇多。国内的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3]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其中,前两派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是颇为激烈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面临一个悖论:传播,还是传承?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 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

国际传播论文篇(4)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体系,我国企业不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上,都日益面临着国际跨国企业的竞争。走出国门,赢得国际竞争,成为我国越来越多企业的必然选择。国内企业的商品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必须要利用国际广告作为开路先锋,才能迅速提高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然而在国际背景下,由于地域、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具有很大差别,这将直接影响到国际广告的传播效果。因此,一个成功的国际广告必须考虑到自身广告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广告的制作传播方式等与广告对象、广告地区的独特文化的调适,以避免由于文化隔阂、冲突而降低广告活动的质量和宣传效果。

这种文化调适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就广告自身的内容而言,国际广告传播要充分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对国际广告的语义、语音、形象等具有不同地要求和禁忌

首先是语义上,国际广告的文字撰写者不仅应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表面区别,更应注意文字是否符合当地习惯。如弥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选用cue作为牙膏的牌号,而cue一词在法语国家的习语中却是“屁股”的意思,这就显得有粗俗、猥亵之嫌。其次是语音上,国际广告词的语音要符合广告对象、广告地区的发音习惯。如跨国公司在巴西南部推销一种叫“山露”的饮料时,却发现该饮料的英语发音“mountain dew”在当地竞无人能够念出,以至这种饮料最终无人问津。再次是广告形象、图案设计上要避免与当地的习俗、信仰冲突。日本索尼音响曾在泰国做过一创意广告,广告中佛祖释迦牟尼随着索尼音播放的音乐节全身扭动起来,后来居然睁开了慧眼。这一广告一播出就遭到泰国佛教徒的强烈抗议,最后只好停播,并赔礼道歉。当然,广告的内容不止于此。广告作为一种符号,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根据符号学的理论观点,广告同样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能指和所指。能指表现为声音和形象,是广告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指由这种声音和形象在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例如阿尔卑斯奶糖使人联想到情人拥抱的甜蜜,舒肤佳使人联想到健康卫生,法国香槟酒使人联想到浪温古典。在广告的所指层面,国际广告所指意义的确定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文化的影响。一则成功的广告不仅在于它对商品的实际功能的介绍上,更在于它能够从商品本身延伸出某种与当地流行的信仰、追求、价值观相吻合时,往往就可以对广告宣传起到很好的推动效果。如法国鸡尾酒人头马的广告口号“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满足了国人追求吉利的思想;1998年百事可光的广告中,郭富城身着蓝色礼服,唱着“唱这歌”、“一变倾城”,以其活力无边外形和矫健的舞姿演绎百事“百事一代”、“新生代的选择”的主题,契合于国人追求青春活力的时尚观念。这两则广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国际传播论文篇(5)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

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国际传播论文篇(6)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国际传播论文篇(7)

在谈到本届大会在主题和内容设置上的考虑时,周明伟说,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半年多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对外交往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要突破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舆论发生一些新变化,产生一些新趋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将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

具体的议题有一部分是延续了第一、二届研讨会的话题,但也有一些新的话题。议题包括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舆情和国际受众研究,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等,内容相当丰富。

周明伟强调,大会议题总体来说还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举措,围绕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展开讨论。归纳来说,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传播。周明伟认为,国际社会在延续二三十年关注中国,特别是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关注一系列经济数字发生重大变化所体现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理念、理论、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追求,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是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问题。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理念,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达同国际社会的既定表达产生了冲突或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目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解释中国道路、理念的能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还有很大差距。

他提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不断适应并影响原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也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有多大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传播。周明伟说,这是过去两届研讨会中重要的关注点,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充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由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是这次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适应,如何运用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每一个传播工作者要关注的内容。”

第四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周明伟曾多次对媒体谈到,在媒体之外,现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载体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人所承担起来。他强调,如何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提升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系统工程来丰富中国产品和中国人在传载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不断创新

谈到作为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承办方——中国外文局,近年来在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时,周明伟说,在过去超过十年的国际理论传播研究过程中,外文局始终围绕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来研究国际舆论趋势,研究应对策略,研究各种新的对外传播尝试。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是这些年传播理论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使外文局有机会集聚到国内一批优秀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形成了相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势。

周明伟特别提到该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他说,今年正好是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是其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巡礼。“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依托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整体实践成果,在搭建平台,形成氛围,聚集资源方面取得了成绩。”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外文局另外一个持续下大工夫做的是本土化战略。周明伟介绍说,本土化战略首先依托于外文局六十多年来多语种、多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包括10多个出版社、将近30多个网站和20多本杂志。外文局书刊本土化的历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无论是语种、地区范围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书刊本土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深入地推进外语书刊的本土化,并且依托它们延伸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好外语书刊用别人的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周明伟说。

期待研讨会形成理论优势

周明伟认为,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一项新事业,这项事业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是从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

他进一步介绍,此次会议收到论文260多篇,总体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前两届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而言,或者是整体反映中国目前理论和实践的水平而言,都有很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具体问题的深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现在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得到专家一致公认的、整体优秀和全面优秀的论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成为我们办好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动力。”

国际传播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g 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4-0301-04 文献标志码: a

武术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武术的传播力。本研究将在梳理武术传播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述评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对其作出整体分析与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武术传播研究历程概述

尽管武术传播伴随武术的发生与发展自古已然,但学界真正开始对武术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000年,邱丕相等首次提出“武术传播学”可作为武术学科的分支。2006年《武术传播引论》的出版,开辟并确立了武术研究的新领域。此后,“武术传播”成为国家重点培养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6个研究分支之一,上海体育学院也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开始招收该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方向也获武术首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7年首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以“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国武术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加快了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进程。2008年《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武术传播”研究的影响力。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对于推动武术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武术传播研究进展与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及武术国际传播等方面,以下笔者将从这4个方面分别述评。

2.1 武术传播者研究

凡是直接传播武术或是对传播武术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武术传播者[1]。武术传播者是武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环节,在整个武术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按照传播者是否从属于组织,可将其划分为个人传播者和组织传播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馆校、武术社团、镖局等组织传播者方面,对个人传播者和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等组织传播者的研究较少。

对于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主要体现了3大特征:一是出现了一批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办武术学校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优秀武术馆校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武术馆校师生对中国武术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从现代社团发展的趋势探讨武术社团的改革与发展》等。二是研究的地域性较强,主要集中在山东、安徽、北京等地。如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生源现状调查与研究》《安徽省高校武术社团发展现状及其前景研究》《安徽省民办武术馆校的发展现状研究》《北京市民间武术社团组织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三是研究大多从现状和对策的角度出发,如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福建省普通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及其和谐管理对策的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西民间武术社团现状分析》《我国民办武术馆校办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应注意以下4方面:一是扩大研究地域的覆盖面,加强对于上海、河北、河南、广东等更多省份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二是进一步细化研究地域,加强对于沧州、佛山、温县、郓城等武术之乡的武术馆校与武术社团的研究;三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宏观规律与对策,指导更广范围武术馆校和社团的发展;四是研究视角不应仅限于现状与对策,而要多角度展开,如已有研究中的“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2]便是较好的例子,其从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组织文化理论为依托,揭示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武术社团文化的本质内涵,可为当前武术社团的发展及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对于镖局的研究,主要是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产生[3]、发展、壮大[4]、衰亡[5]的历史归因及历史评价[6]的系列研究。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历史寿命长达500余年。镖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亮镖”“走镖”、镖局内镖师之间的切磋交流等,对武术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有效“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创新,弘扬了中华武术的武德”[7]。研究镖局,不仅有助于我们明晰武术传播史,对当代武术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后研究应注意从镖局形成的根源、发展的动力、衰亡的缘由,以及运作机制和对武术传承与传播的影响等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于组织传播者,未来还应重点研究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等历史发展、社会价值、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加强这方面研究对当前及未来武术的国内外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个人传播者的已有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李小龙对中国武术的贡献与启示方面,如硕士学位论文《李小龙对武术发展的贡献与启示》。进一步研究应在关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代表性武术影星的同时,注重对杨澄甫、孙禄堂等代表性武术宗师的多方面研究,并从中提炼武术影星和武术宗师们推动武术传承与传播的有益经验与策略,为打造当代武术传承与传播的代言人,更好地发挥武术明星与名家的作用服务。

2.2 武术传播内容研究

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的主体部分,可分为武术技术传播和武术文化传播2个大的方面。当前对武术传播内容研究较多的是武术教育及武术影视领域。关于武术教育,康戈武等研究指出当前武术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武术的防身功能被淡化[8]。王增平通过调查指出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武术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主要以技术为主,理论教学内容不足[9]。陶志超对上海市10所普通高校的武术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指出:上海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主要强调技术教学,忽视理论课教学;教师忽略对套路动作中招式攻防含义的解析,在教学过程中未贯彻终身体育思想;以技能为主的单一教学评价模式过于片面[10]。可见,当前武术教育领域的武术传播内容偏重武术技术,尤其是武术套路,对武术文化的关注度不够;但正如学者所言,武术传播的核心是文化传承,脱离文化传承的武术传播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未来武术教育的传播内容应以文化为核心,树立“文化第一是中国武术传播的终极目的”[12]的教育理念。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武术教育的瓶颈问题是教学内容,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武术教育的研究重点,而且在当前定性研究占主导的情况下,相关量化研究将是武术学者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式。

在武术影视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传播内容过于偏重技术,从而造成了对文化的忽视。以武林大会为例,其触发了武术传播质的飞跃,使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的部分拳种进入了主流电视媒体,但是,武林大会对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却并不理想。有学者通过分析“武林大会”认为:不同传播者有不同的把关角度,但均应以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电视传播的武术内容应反映武术全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武”交汇融合[13]。事实上,武术电视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存在“二律悖论”,在传播过程中要讲求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14];但是,针对二律悖论,如何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把握好“度”,凸显出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并赢得良好收视率,从而实现武术传播与影视发展的共赢,是当前及未来武术影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其贯穿于每一条传播途径,内容的选择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武术传播的质量;因此,今后的武术传播内容研究有必要细化到每一条传播途径,在以文化传承传播为核心目的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传播途径的特性确定具体传播内容,并在此“个性”的基础上,提炼“共性”,以服务于宏观工作实践。

2.3 武术传播途径研究

武术传播途径是武术传播者传播武术内容给受众的渠道、路径。具体而言,现在较为常用的渠道有网络、影视、教育、赛事、杂志、舞台等。当前研究较多的是网络、影视、教育与赛事。关于武术网络传播,研究认为它可以“加快武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武术的全面推广与普及,弘扬武术文化,促进武术与国际接轨、为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契机,但网络传播对武术的发展同样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如武术暴力、色情,网络武侠游戏成瘾,网络传播中的武术知识产权问题等”[15];而且,从总体来看,当前的武术网站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武术资料重复多、实质性资料少,武术视频缺乏质和量”[16],“内容贫乏、缺少特色,更新迟缓、信息陈旧,外文版本有待加强,高校网站亟待发展”[17]等,建议“提高对网站传播的认识,加强武术网站建设增加投入,给予政策倾向支持”[18],“建造富有个性化、高质量的武术网站,逐步提高武术网站的知名度,诚信传播武术信息、提高网络安全系数,建立和完善武术网站自律机制,加快武术网络人才的培养”[19]。可见,武术网络传播研究大都是从网络整体的角度进行的,对单个武术网站和单一传播形式(如论坛、贴吧、博客、空间等)的具体分析极少,在时效性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影视作为现阶段武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几十年来不断掀起习练武术的热潮,实现了与武术发展的共赢,但是,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有学者认为:武术影视孕育了武术运动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影视武术,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武术爱好者,并有效扩大了武术人口,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可是武术影视中电脑数码特技的过度应用,使武术变得更加神秘化、虚幻化,对武术及武术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误读,部分武术影视所宣扬的“影像暴力”对观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建议进一步加强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宣传、推广的力度,充分发挥武术影视的优势,促进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加强影视武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力培养影视、武术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利用武术影视产生的经济需求和产业链效应,进一步促进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控制好拍摄、制作过程中数码特技的应用程度,并处理好其中“影像暴力”的消极影响;加强武术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20]。总之,武术传播者要自觉守护武术文化的精神底线,引导人们对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进行正确认知,培育人们正确的武术观,使武术在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同时,防止武术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为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1]。如何实现以上对策,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武术教育传播途径的研究,重点是武术传播内容,此外,武术教育的方法手段、功能价值、考评标准、师资队伍等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尤以方法手段的研究较多。比如,有学者指出“自主学练法”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能够带来较好的教学效果[22]。有学者认为多媒体技术以其自身所拥有的直观性、高效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对信息容纳的兼容性以及全面性特征,为教学提供直观、形象、高效的辅助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并且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技巧,更好地拓展武术教学的空间和范围[23]。其实,各种方法手段只要用得其地、用得其时,均有可能发挥较好效果;因此,关于各种教学方法手段的研究若能结合具体的教学环境进行,也许更有实践价值。

关于武术赛事的研究,需要进行个案分析与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当前研究主要对“功夫王”赛事、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世界传统武术节进行了个案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策略。后续研究应继续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武术赛事加强针对性分析,与国外发展较好的同类赛事项目作比较,提炼赛事发展规律与经验,不断从传播内容、传播模式、赛制规则、推广宣传等更多方面加强研究,为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提供指导,为打造品牌赛事服务。此外,武术杂志传播研究和武术舞台传播研究较少涉及,但它们在武术传播过程中却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将来同样需要加强研究。

2.4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

武术国际传播是近些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在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举办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尤其显现出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之热。虞定海等对会议论文作了综述,认为:针对当前武术国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应大力发展奥运会之外的其他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世界的影响力;平衡竞技武术套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态势,为武术进入奥运会作好准备;应努力实现武术跨国现代远程教育,提升武术对外教学质量;应大胆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以武术文化的传播为核心;加大武术人才的培养力度,致力于武术的长远发展[24]。由会议中的一些主要论文和易功夫网对一些武术专家的专访集结成的《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开辟了武术乃至体育领域刊物出版的新形式,集中反映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进展,对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此次会议之外,关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同样颇丰。学者们认为,近年来,武术国际传播虽然成效显著,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如:武术的竞赛内容、规则不够全面、科学;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的阐释不足,宣传上的误导致使理解上的偏差[25];传播者数量少、观念陈旧;武术技术内容过于庞杂[26];普及程度不均衡;推广路径单一、速度缓慢;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不协调,前者不能完整呈现中国武术的内涵;武术发展中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武术理论体系不完善;武术发展受到文化差异的障碍,存在自我中心主义[27];武术传承固守不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28];武术术语翻译不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空白问题[29]等。鉴于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从文化的角度,有学者指出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应该融合国外经典的文化元素,而且其传播圆心不一定要完全在国内,而应该是多元的,海外的传播之源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国武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30];从路径的角度,虞定海等认为武术进入孔子学院是重要的武术国际传播路径,并提出融合性段位制、依托型培训、松散型普及等3种推广模式[31];从效果评价的角度,黄强等倡导积极构建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框架体系[32],并作出了初步研究;从翻译的角度,杜亚芳提出零翻译的策略,认为零翻译理论对于武术术语翻译,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空缺词翻译有着指导意义[33]。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为当前的武术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但是在很多领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如武术术语的翻译问题、武术在孔子学院的传播问题、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安全问题、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体系构建、武术教育的本土化问题等。

3 武术传播研究的整体述评与展望

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较大,许多成果填补了前期研究的空白,也深化了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了武术研究的广度,开阔了武术发展的维度,助推了武术国内外传播的进程。其中,“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的召开及其论文集以及《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是本阶段武术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但是,从以上的述评中也可看到,武术传播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近几年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国际传播、武术网络传播等方面。但即使在武术网络传播这样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也仍有研究未涉及或涉及较浅的方面,而对于武术传播过程的阐释、武术传播对象、武术传播效果、武术传播环境等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同样不够丰硕,对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涉及较少。

鉴于此,总体而言,今后武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为:1)加强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本概念、传播模式等基础内容;2)拓展关注广度,加大研究深度,如对武术传播途径全面而深入研究,对单一拳种流派传播规律、策略的研究,对不同拳种流派之间、武术与国外武技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武术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传播环境、传播过程的阐释的研究等;3)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创新武术传播研究的方法理论;4)树立大武术观,注重标准化研究,为武术传播提供持久动力;5)积极转化研究成果,指导武术传播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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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吉灿忠,邱丕相.华北“同兴公”镖局衰亡的历史归因[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9):1-4.

[6]吉灿忠,邱丕相.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历史评价[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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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胡红,杨帆.武术传播在互联网中的应用和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6):42.

[19]梁斌.网络传播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9,6(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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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郭玉成.《功夫熊猫》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启示[j].搏击:武术科学,2008,5(7):1.

国际传播论文篇(9)

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国内学者界定层面也各不相同。国内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徐小鸽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北京广播学院的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体,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

鉴于本文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进行国家形象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孙有中教授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界定。国家形象是主观反映客观,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感知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在社会公众感知国家客体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公众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所以有可能与本来面貌有所出入或相去甚远。

一、感知与文化的关系

正如泰安迪斯说过:“文化因素为人们的感知提供了某些含义,因此,文化因素和感知过程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人们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对外部环境的倾向性、接受的优先次序,是由文化决定的;另一方面,一旦外部世界进入内心,感知形成后,它又会对文化的发展以及跨文化传播产生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会带上个人的色彩和阐释,这样一来,人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歪曲的或过于理想化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往往由于感知差异所会造成种种障碍和分歧,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必须了解来自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环境中的人们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

形象学理论认为,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形象是通过传播产生的。由此可知,国家形象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也必须经由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产物。在他国国民中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国际传播等等多种传播获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传播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发展。在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方面,国际传播在众多传播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概念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新闻学界一直受到重视,研究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研究、新闻学、传播学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学者们对于国际传播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理解,从多个角度给国际传播下了定义。

国际传播是当今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各种信息的跨国、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国际间各国各民族互为传受主体的广泛的信息交流。吴玉玲副教授在论文《新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化》中提出,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上海外国语大学郭可副教授在《国际传播学导论》中将国际传播定义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具有跨国际、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特征,在国家传播中包含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跨文化的成分。

三、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国际传播

国家形象的传播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国际性、统合性的国际传播活动。人们认识一个国家,主要通过媒体,不平衡的和有误差的国际传播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间的误解,也影响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关系、理解和交流,甚至引起国际间的冲突,可以说国际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主导作用。

在国家传播中包含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有跨文化的成分。正如国家传播学家莫特拉所说,“如果不考虑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话,也无法真正理解国际传播。”人类生活离不开交流,而文化会使人习惯于某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显而易见,在国际传播中,文化因素肯定是要介入的。

自从“文明冲突论”被提出后,文化因素进一步引起国际传播学界的关注。跨文化交流学者多德认为,“在文化因素介入传播的地方,它就成为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就形成了跨文化交流。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通信、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美国当代宗教史权威休斯顿史密斯曾经说过:“当历史学家回首我们这个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不是太空旅行或核能的应用,而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们可以真诚相对,相互理解。”

可见跨文化因素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也必然影响着国家形象传播,跨文化因素制约着国际传播的有效进行,文化差异越大,对有效交流构成的障碍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1]徐小鸽. 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a]. 刘继南. 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7.

[2]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5.

国际传播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2-0133-02

2013年下半年,主席在出访南亚、东南亚国家时,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作为具有桥头堡战略地位的云南而言,需要利用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沟通与联系,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能给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战略提供人才保障;能将中国的声音对外传播;加强国外消息的对内报道;解读国际事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国声音。因此在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意义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时代要求。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不仅需要服从国家的整体布局安排,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也需要不断开拓创新,立足自身实际,找准自己的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做好 “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加强云南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可以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交流门户,推动我国媒体行业自身的发展,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同时,加强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可以对外宣传我国的理念、道路及建设成就,从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开展舆论斗争;打造与我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媒介工作者开始日趋重视对国际传播相关方面的研究并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国内一些高校也开始不断涉足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及实践。但作为具有桥头堡战略地位的云南而言,根据其独特地理优势及文化特色,应该在国际传播方面发挥更大的优势及潜力。

1.“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云南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社长王林和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李晓霞在《“一带一路”战略与云南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中提到云南媒体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面临西方“文化霸权”“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文化迥异、媒介生态复杂和云南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三重挑战[1]。面对这些挑战云南目前已经搭建形成了三条基本传播战线:其一是传统的外宣媒体;其二是省级主流媒体,包括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其三是面向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语媒体。但同时也需要加强对传统及以往传播经验的归纳总结,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及媒体的交流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加强人才培养,拓展本土化策略,通过多种方式及手段提高我国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2]。

2.云南国际传播人才需求

2010年8月25日,柳斌杰先生做客中国记协第14期新闻茶座时谈到:“走出去” 是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既定战略,中国新闻出版业将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强与国际跨国企业多层次合作,加紧培养有国际新闻出版运作能力的人才队伍,增加国际新闻研究交流的机会,借助各种展会加同国际上各界朋友的交流,多种措施支持各种所有制新闻出版企业到国外发展,几年内建立一个覆盖全球、能广泛传播的国际传播体系”等方面加大“走出去”力度。

云南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面向西南“走出去”,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支撑。

目前我国和教育部依托六大中国主流媒体(央媒: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与五所大学开办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专业,旨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五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省内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开始了新闻与传播学类专业,并未涉及国际传播方向。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研究有助于为云南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理论基础,为云南媒体进行对外宣传和“走出去”战略提供坚实的力量支撑。

三、云南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探索

和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云南在国际传播能力、传播手段及传播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明显差距,具体表现为传播意识不强,传播平台和方法落后,传播产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还有待加强等方面。而以上种种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云南应在服从国家层面整体布局的同时,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强人才培养建设,加强长短期规划设置,为做好与 “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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