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技术论文汇总十篇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1）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www.133229.com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 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 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2）
一、传媒技术的再讨论
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于传媒技术的研究与讨论。在整个传播学的流派发展史上，可以窥见各家之言。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和帕克曾多次在著作中叹息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传统社会逝去的无奈，他们认为，传媒技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交通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也许是一个新的机会。①并且希望通过传媒技术的发展，能够让人们之间重新回到无障碍的交流，回到美国草根民主的时代。同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传播技术造成了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替代，使得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著名学者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诞生，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对某种媒介的偏好，将使社会文明的整体进程发生改变。伊尼斯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文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媒介的问题。可见，传媒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变迁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在传媒技术改变社会历史与文明的变迁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条自上而下的组织分化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媒介技术与权力赋予的关系；这里的媒介技术是一种隐性的权力，从传媒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权力赋予经历了从传统媒介为少数人赋权到现代的新媒介技术有能力给多数人提供表达机会的过程，这一历程参杂着主动与被动，平等与共享的内涵。二、当技术不再是“特权”后，受众也由原来的“受传者”演变成一批参与式受众，甚至变为主动的提供者，这对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认可。新媒体时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必然为了适应受众的口味，吸引受众的眼球，推出新的技术产品与服务。这个自上而下的从权力赋予到受众参与的过程，传媒技术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媒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培育了新的受众群体，同时也在驯化新的媒介权力组织。
二、媒介权力的分享与重新赋予
海德格尔曾说过：“关于技术工具的中性把握，恰好表明对技术本质的茫然无知。”②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以技术为基础的大众媒体在开拓人类生活空间，延伸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通过信息垄断霸占着另外一种权力资源，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往往需要通过媒介技术获取信息，对媒介及其技术的依赖导致了传媒权力赋予的延伸。
传统媒介是少数人的媒介，也只有少数人才拥有媒介赋予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多次讲过，语言的形成、文字的问世和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信息传递的伟大革命，是人类文明的杠杆。”③继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后，印刷媒介的广泛传播，改变了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使得传播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要求对文字有基本的解码能力，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只能是部分人的媒介。广播电视的出现使人类进入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人们凭借自我的认知感知系统，分析影像与声音的符号信息表达，就能够理解并且传达正常的媒介信息，媒介的受众群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成为大多数人的媒介。但媒介的流向是自上而下的逐步释放的信息注释和灌输，每一种媒介的信息生产都有不同的传播者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受众是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对于信息的筛选和规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播的权力。这一时期的传媒技术所代表的权力在少数人的手里，媒介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线性的传播流程。
互联网等新型媒介的出现，开创了平行的、相互交错的多融合状态下的信息应用局面，使得大多数人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信息传播成为人们平时生活中最普遍、最简单的沟通和交往的方式，比如微信、微博的运用，打破时空的限制，随时的传播和反馈信息。这种主动化的、以个人为主的媒介环境，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不同的组织方式架构起来，每个个体都拥有了在传统媒介时代无法彰显的话语权力。媒介权力受传媒技术的影响分散开来，并不是简单的权力切割，而是形成了表达权力的“裂变”，一条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比如转载和评论，有时候一条并无多大价值的信息或许会吸引大量网民的关注，进而形成大众的舆论场。
与权力赋予的分享性与裂变性相比，网络的公民权力表达同样也存在着趋同化，这也是传媒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过多的网络表达释放在新媒体技术的领域中，会造成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的浪费，网民的评论造成网络虚拟舆论场的固定成见，很难接受异质的意见。这样的不健康的网络舆论状况，是传媒技术进步带来的不良影响，制约了公民的理性表达，相比较传统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的表达的数量有限，理性的成分较大，网络表达在没有边界的情况下多了一些辱骂、造谣等言语的侮辱，加剧了表达的非理性倾向。因此，在媒介技术依然会不断进步的时代，处理好传媒技术与公民表达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公民自由表达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才能让技术充分的服务于我们所要表达的时代。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3）
一、借异而识同
“媒介即讯息”包括“人的延伸”“媒介技术论”“新尺度”“媒介感知论”和“媒介环境论”等诸多内容，这一理论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了诸多新变。
（一）文学理论的变化
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新增了关于媒介的篇目，具体有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文学理论》、佘向军和成远镜主编的《文学理论》以及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限于篇幅，不便逐一展开列举。这些教材都受到了“媒介即讯息”观点的影响。总体来说，媒介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媒介新尺度”引发文学本身的种种变化。在文学构成论中，新增了电子媒介或影视文学等内容，文学活动论中出现了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内容，这些变化都促使文学创作出现新的文学标准，即以媒介传播为准则。当代文学理论教材中设置专章论述电子时代的文学，意在说明如今是一个电子媒介占主导权的时代。“在以影像为主导的文化工业影响下，不少作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影视剧的特色在自己的创作中展开想象和叙述。”［1］（p114-115）不少作家创作便于影视改编的文本作品，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及其关系也在发生着颠覆性变革。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p33）。文学的语言、文本、形式及内容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其媒介的传播特性，以便创作出更好更符合大众口味的作品，故媒介传播成为电媒时代文学创作的新尺度。其次，“媒介即讯息”丰富了文学理论内容，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既包含技术美学理论，也包含形式美学内涵，因为麦克卢汉正是从新批评的美学原则来对媒介问题进行讨论的［3］。麦克卢汉的媒介形式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具体表现为文学形式的变化。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文学表现形式也出现很大变化，由以前的纸媒时代，到如今盛行的各种电子读物、影视作品甚至各种小视频，都是新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有些作家或评论家利用微信公众号或微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二）理论和思维的延伸
“媒介即讯息”理论衍生了许多研究文学的新理论，如媒介存在论、媒介哲学论、媒介技术美学论等。例如：王一川提出“文学媒介论”，他说在《庄子天道》中早就指出书是用于传输的媒介，而书中的语言在于其所呈现的意义，当时的书是用于传输语言的媒介，即“媒介优先”。若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媒介”就是一种形式，而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即为内容，用于呈现意义的语言也是内容。但麦克卢汉并不认为如此，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和技术的同一，具有整体性，即技术是人感官的延伸，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冰冷“工具”。其整体性思维对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启示。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的影响所改变的都是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这是整体性思维的第一层内容，即在处理问题如技术的后果时所采取的一种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和系统性的观点和方法论［4］。可见，“媒介即讯息”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提供了许多文学研究的新思维。
二、籍无而得有
麦克卢汉善于考察媒介构成的环境，并将其分为主体感知环境和客体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急需研究者们精准地感知电子媒介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故反思“媒介环境论”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正视“媒介即讯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媒介环境论”是“媒介即讯息”的内容之一，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环境的营造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王咏梅［5］学者在《现代文艺学范式的媒介中心论转向》一文中指出，从文艺学学科建构及发展的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尤为突出：第一，文艺传播学的建立与文学传播媒介的兴起；第二，“媒介诗学”的出场与本体论文学媒介观的建立。关于第一方面，目前出版了许多关于文艺传播媒介学的著作，如孙宜君的《文艺传播学》、文言的《文学传播学引论》等。关于第二方面，最具标志性的是张邦卫提出了“媒介诗学”理论。面对消极影响，我们要正视其存在，通过其他途径弥补不足。王咏梅呼吁理论家和作家们在强调传播媒介的同时不要忽略文学表现媒介的研究特质。金惠敏先生在《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一文中也提到：“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考古式地复原麦克卢汉，而且还有企划将麦克卢汉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媒介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美学，就是人文，就是文化。”［6］旨在说明，研究者不仅要了解媒介的内容，更要学习其中蕴藏的研究方法，创作独具特色的当论作品，最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正视“媒介即讯息”带给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价值。张利群先生基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提出了文学媒介生产论，更加系统地将文学和媒介相结合，凸显了媒介在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便加速建构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批评机制。文学媒介生产论相对注重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一过程，根据这一过程可判断受众的反应（受众审美），受众的审美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故媒介即讯息理论自带文学价值。正如受众推动了许多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兴起，随着媒介的进化，受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提高。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自身具有文学性，他说一切媒介均是主体感官的延伸，而感官是受众审美能力的体现，审美需要主体充分调动其感官，这也是进行文学创造活动的基本要求。
（二）共同打造文学理论新环境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4）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5）
传媒技术文化也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分别是指，所有的传播技术本质上都具有的共性和每一个传媒技术所具有的个性。传媒技术普适性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所有的传媒技术在器物文化层而上都具有效用即有用性，又具有正负效应及其中立的工具性特征。(2)传媒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操作使用可以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传媒技术设备的制造与操作规程具有普适性。(3)传媒技术规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和交流方式。
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具有的基本特征:(1)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需求，创造出不同的传播技术。(2)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传媒器物文化以不同的意义。收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国唐朝的进奏院状，是迄今为比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形态，被现代人视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3)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传媒技术、媒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按不同的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和运行规则划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传媒及其传媒技术的管理有很大的差异。（4）社会不同阶层和类型的人们对传媒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可见，传媒技术在其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上都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是普适性与特殊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两个相互矛盾方而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则和其所处时代、所在地区的“特定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背景对它的自然选择、文化选择有关。
由此，得出结论一:传媒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前者是基础，是潜在的，它使传媒技术迁移成为可能；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显在的，它影响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和效果。
二、从狭义上讲，文化的普适性源于人类的共同特征。以传播艺术和传播科学为例，产生于西方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演讲术，揭示的口语表达(传播)的艺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在传媒技术领域，这种“文化悖论”，表现在为了追求传播行为的“生态平衡”，使媒介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有序，人类在一定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创造了各种传播制度，它既规范了人们的传播行为，协调了人际关系，却又使人们受控于传播制度规范的约束。
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虽然人们掌握着相同的传播技术，但在传播理念、传播制度、传播意识形态等方而则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土壤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匡；文化人类学家施本格勒更有极端性的论述。
此外，文化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转化的。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具有超时代和超区域的普适性，因为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具有不以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变化的，而以纯粹的文化共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传播学虽缘于西方和美国，但它却能被传播到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
由此得出结论二:上述可见，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是潜在的；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如先进和落后等)，是显在的。前者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后者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效果。
三、前而考查了传媒技术和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这里来分析“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是指，所有的“传播技术文化”系统都具有的共性或相通性，其特殊性是指每个“传播技术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个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主要取决于上述传播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一个“传媒技术文化”系统而言，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文化的普适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普适性，成为传媒技术迁移的基础；传媒技术的特殊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又表现出特殊性，成为导致文化摩擦的重要原因，也决定着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与传媒技术、文化的特殊性相矛盾，又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革(迁移)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传媒器物文化层而。伴随传媒技术迁移，以及大陆各行各业技术文化的迁移，使得中国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从国外情况看，古代日本因一直转移中国的“技术文化”而表现出东方技术、文化的特点。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j哇特征将由“显态”转化为“隐态”，具有中国特征的传媒技术文化特殊性，将由“隐态”转化为“显态”形式。此外，从国外情况看，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文化变革，虽然大规模地引进西洋“技术文化”，但未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性要求，经过创新，使之民族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技术文化”。
由此得出结论三: 1.上述过程是在传媒技术转移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阶段，即传媒技术(器物)文化迁移在先(即超前迁移)，传媒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迁移在后(即滞后迁移)。2.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如果a, b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单向转移(如上所述)，那么，受方系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发生显著变化；如果a, b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双向迁移，那么，这两个系统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均发生变化。3.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与特殊性上所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来实现的。4.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和特殊性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不能盲目地夸大一方而忽视另一方。5.在传媒器物层而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呈显态性)大于特殊性(呈潜态性)，开放性大于封闭性。但在传媒制度层而尤其在观念层而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特殊性(呈显态性)大于普适性(呈潜态性)，封闭性大于开放性。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6）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 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7）
现代传媒美学是一门年轻的、由“现代传媒”与“美学”交叉融会而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随着现代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而加快审美化进程，随着它与美学的关系日渐密切，现代传媒美学必将不断地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
一、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传媒美学提供了现实基础
人类生活是在传播过程中展开的创造活动，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与人类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人类传播活动正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传媒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充分展示想象力，力图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面沟通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广域的发展过程。“把一切基于 电子 技术的传媒形态都视为具有共同技术内核、动作规则、分享基础的统一体；不同形态的传媒。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数据库。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内核及其运作规则、分享基础的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传播手段。”传媒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整合、融合和完善。
现代传媒是现代社会所运用的传媒形态，它包括传统传媒和新兴传媒。www.lw881.com传统传媒是指人类历史上流行的、在较长历史时期通用的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当前时代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传统传媒在信息 网络 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它萌生与发展的催化剂是信息技术。“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最富活力的变革因素，它催生了新媒介，改造着旧媒介，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形式和表现形态。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捷足先登，新闻网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移动通信紧随其后，不甘落伍。新兴传媒所代表的传媒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变化将人类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21世纪是现代传媒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新兴传媒不断诞生和涌现，不断替代或更新传统传媒。现代传媒与传统传媒有着密切联系和显著区别，是对传统传媒的继承、更新与超越。在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传媒并不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传统传媒并不会被新兴传媒所取代，而是在更新与重生后，与新兴传媒一道，成为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媒体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共同构成了现代传媒。现代传媒涵盖了包括从书籍、杂志、报刊、广告、招贴、广播、影视、通信、 计算 机、网络等一切可视、可听的载体，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构成了一个视听兼容、平立同构、动静结合的完整的媒介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既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自身不断发展的历史。威尔伯·施拉姆说：“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正是人们对传播媒介的使用和控制，使人类文化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 科学 技术作为人类认识 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包括深刻影响传播媒介的变革。历史上每次重大科技突破和创新，都会带来传媒的显著发展。比如正是科学技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才带来了电视的高清化、点播交互化、多功能化，带来了手机的智能化、多功能化、高传输率等。现代传媒的诞生、发展都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在传媒领域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传媒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传媒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人类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 政治 、 经济 、文化、科技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传媒的发展，打破了人类社会亘古以来信息传播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超越其他生命的地方，不在于自然传递信息的感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其独具的创造、使用和发展传播媒介的能力。现代传媒在依赖科技的翅膀快速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高效率和便捷性，也带给人们美的视听享受，使人们感受到融会高科技的现代传媒的神奇，同时极大地完善了传播手段，美化了传媒形式要素，诠释了传媒美的构成法则，体现了现代传播的 艺术 化和审美化，为现代传媒美学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二、审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传媒美学的发展动因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构成“当代审美泛化”趋势，审美与艺术逐渐地降低了身姿，迅速而不可逆转地向日常生活靠近，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问题，从西美尔、本雅明到博德里拉，西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已经翻译到国内的理论著作中，费瑟斯通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和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都有较详细的论述。迈克·费塞斯通论指出日常生活中“深藏着审美的意蕴”，详细阐述了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三层内涵：第一，指的是艺术的亚文化；第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受到经常性地追求新时尚、新风格、新感觉、新体验的现代市场动力的鼓舞，将现实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人们重视风尚重要性的前提基础。以前根植于现代主义之中的艺术反文化观念，即生活就是(或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观念，就这样与更广泛的潮流相一致了。”而沃尔冈夫·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一书，提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将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等都纳入审美的视野。
在
三、 现代 传媒美学的形成与 发展
现代传播的目的与审美具有十分显著的相容性。现代传播是通过大众传媒将相关信息加以有效地宣传、传达、告知、展示、交流等，信息传播通过现代传媒实现其目的，就必然要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追求通过现代传媒表现出来的易接受性和 艺术 性。丹尼·贝尔曾说道：“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现代传媒在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和艺术性的过程中，将现代传媒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美，通过信息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表现给受众，以唤起受众的审美体验，从而也将现代传媒的审美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
现代传媒的美首先是一种传播的美，它渗透在传播媒介载体的方方面面。也融合在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美。现代传媒的美又体现在传播表现的创意性方面。优秀的传播表现源于独特的创意灵感，而具有创意性的传媒设计能够唤起受众的关注兴趣、新奇感和情感共鸣，使其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心理震撼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现代传媒的美还具有表现的情趣性。现代传媒的美以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感染受众，就必然依赖于富有情趣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为了提高表现的情趣性，应当致力于将善解人意的人文关怀、独到新鲜的审美语境、和谐清新的形式创造、诙谐生动的表意智慧融于一炉，形成独特的传媒审美风格。
现代传媒的发展催生了现代传媒美学。现代传媒与美学的联系和渗透均表现出不同的依赖程度和特殊性。现代传媒审美因其现代传媒的发展而具有独特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现代传媒审美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审美认知，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现代传媒的振兴而不断向前发展，审美在现代传媒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
传媒审美形式及其 规律 具有重要的现代特征。形式因素和构成规律是现代传媒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审美既要从传统传媒中继承形式要素，又要吸纳新兴传媒的组成因子；既要考察传统传媒的组合规律，又要体现新兴传媒新的构成法则，从而提取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的现代特征。从现代传媒的传播形态，诸如图文传媒、彰像传媒、 网络 与通信传媒等类别各自的审美特征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它们共有的审美属性。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8）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经会自觉利用结绳等活动来传递、交流信息，到了纸质媒介传播时代，信息交流已经突破了疆域的限制。电子时代的到来，无疑更加迅速地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运用和普及，使人们可以跨地域、跨国度乃至跨洲际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更近，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地球村”。尽管电子媒介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现似乎大有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地位的架势。新媒介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运用于传播事业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已经被公认为“第四媒体”，“第四媒体”几乎把人类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开创了一个与物质世界迥然不同的虚拟世界，人们成为受传于一体的主动的行为体。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到此似乎已经完备了，这种理想的传播媒介是否已经停止了人类对更新更好的传播媒介的期待呢？事业并非如此，正在人们对互联网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手机这一新型的通讯工具横空出世。
手机(mobile phone, cell phone)是蜂窝电话的另一个俗称，手机从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扩散到一般用户市场。蜂窝通讯是通讯与电脑结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种服务之一。无绳蜂窝电话相对于现存有绳电话和无线电话的明显优势就是移动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媒介家保罗·莱文森把人的功能分为说话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强大如电脑这样的传播媒介，几乎把之前人类一切媒介的优势集于一身，但它也没能彻底地解决人类随时随地接收、传达信息的困难。直到手机的出现才从根本意义上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禁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过去的电子媒介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单向地发送或接收信息，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将人的“说话”和“移动”功能整和起来，直到手机的出现才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任意选择其一，可谓鱼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机在很好地弥补了电脑不足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和互联网结合后，手机更是体现出它胜过电脑的优势，和旋铃声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既悦耳动听，又避免在公共场合竞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机响的尴尬；发短信使人们在接收处理信息过程中不必“说话”，即保护了隐私，又节省了话费；收发电子邮件的功能使人们摆脱个人电脑的束缚；摄像功能使人们能够抓拍并即时把瞬间形象发送给他人；而新型手机甚至可以下载和播放歌曲及电影，几乎囊括了mp3和电影的功能。由此可见，手机几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机更是把电脑的优势自然的承接过来，并更好的弥补了电脑的不足。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手机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它还担当起了“第五媒体”的重任。尽管曾经有人质疑过“第五媒体”的说法，但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手机的媒体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的这些功能将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绎。仅就中国而言，伴随着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的推出，打开了手机进入媒体行列的大门，之后的手机小说、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动漫、手机广播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手机在不断地寻求和他媒介的结合。它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口袋，吸纳了传统媒介的众多精华，并正在凭借自身的先进技术优势整合出一个全新的媒介。
保罗·莱文森是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补偿性媒介”（remedial medium）这一理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媒介补偿理论”为我们研究媒介历史以及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媒介的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人类历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类交往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决定论”，其本质是“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
1979年，莱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人性化趋势论”。莱文森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而“人性化趋势论”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补偿性媒介”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这种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不难看出，“人性化趋势”理论在于说明人们可以选择和发展媒介和技术，用以维持生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互联网方兴未艾，手机，被很多人认为的“第五媒体”正粉墨登场。手机对于互联网的优势不言而喻，以往依赖电脑接收、传送的新闻、图象等信息，现在可以用手机来完成。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影响作用下的人类社会称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们从座位上解放出来的是手机，手机在握，“地球村”村民们就可以信步环游全球了。从互联网到手机，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机对于它先前媒介电脑功能上不足的弥补，再反观媒介发展的整个历史，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正是对先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或多或少代表了技术悲观主义，而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则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它强调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手机的运用和普及的确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学技术能不能始终在人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我们还得以手机为例，手机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骚扰短信，摄像头偷拍别人的隐私等等。风靡2004年的国产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就说过：“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机声常常骚扰人，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疯狂的话语泡沫。”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作者刘震云也谈到：“手机像手雷，承载着太多的谎言，有可能爆炸，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都有其为人服务，促进人发展的一面，但其潜在的危机也不容忽视。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释
[1][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美]保罗 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
[3]陈龙：《现代大众传播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9）
百年语文教育媒体问题的学术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说，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多媒体再到传统与现代媒体融合的认识过程。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当下教学实际发展状况来看，语文教育的媒体问题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以下几条路径。
一、从“地位动摇”到“呼吁回归”——语文教育传统媒体的坎坷之路
传统媒体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一直占据主导，口语、教材、板书几乎构成了现代教育技术兴起之前的语文课堂所有媒体因素。但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媒体在语文课堂中的地位出现了动摇。多媒体视频授课代替教师口语授课、电子教材与文档代替课堂笔记、电子课件代替黑板板书，许多年轻教师缺乏粉笔字板书能力，这让传统媒体面临多媒体的巨大挑战。然而，传统媒体在语文教育中地位的动摇直接导致了课堂教学效率低下。近年来，呼吁回归传统媒体、重新认识传统媒体以及优化传统媒体的研究比较多，其中张冬梅的《 利用传统媒体提高初中语文课堂效率 》[1]就从课本、板书、记录本、草稿本四个角度论述传统媒体在语文课堂效率环境下的具体实践策略。对于黑板板书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传统媒体，现在的研究更加注重其设计的美感和实践的效用两个方面，例如张信佳的《 语文课堂教学板书设计研究 》[2] 就提到了对教师板书观念的更新、教师板书的体制规范以及教师板书的辩证认识。叶澜也指出：“板书一定要规范、整齐、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板书要活泼、多样化，但不管形式上多美，都要突出内容的主要部分、关键部分和疑难部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3] 对于课堂板书这一最基本的传统媒体因素的重新深入地认识，在实践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当下的研究目标。正如王松泉曾经说过的，教学板书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应该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从而给学生以审美的感受。由此看来，语文的传统教育媒体研究在往更加系统化、更加审美化、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前进。
总而言之，百年语文发展观下的传统教育媒体经历了信息电气化时代的科技浪潮冲击，在造成经典缺失的情况下又重新被重视起来。对它的研究朝着更加系统化的方向迈进，未来传统媒体与多媒体的有机结合会是热点问题，研究者还可以在这个领域继续努力。
二、从“大张旗鼓”到“重拾理性”——语文教育多媒体的成长之路
多媒体教学经历了“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历程。20世纪50年代末，行为主义的程序教学理论较为通行，至20世纪80年代基于认知主义的教学设计理论开始占了上风。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以客观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在客观主义者看来，知识是不依赖于人脑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在多媒体辅助教学中，表现为以知识传递为中心，计算机扮演教师的角色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学生作为知识的接受者。由此可见，客观主义偏重于“教”的方面。20世纪90年代，客观主义认识论遭到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挑战。后者认为，学习者的知识应该是他们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自行建构的，而不是灌输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学习是一种活动的过程，学习必须处于丰富的情境之中。而多媒体技术正好是创设真实情境的最有效工具。由于它能提供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即对学生关于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是非常有利的，也是其他媒体或其他教学环境无法比拟的。比如，在诗歌教育中运用多媒体就能很好地创造教学情境美、感知诗歌音乐美、启发联想以及拓宽知识面。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多媒体技术在语文课堂中过度运用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冉前林在《 现代教育技术对语文教育负面影响的研究 》[4] 中探讨现代教育技术在语文教学认识中对语文思维、阅读训练、文字规范的负面影响，认为人机交往在语文教学交往中存在片面性。所以多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对其研究开始回归理性，其中主要研究观点集中在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规范运用上。范飙的《 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5] 就特别讲到了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的多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喧宾夺主，颠倒主次”以及“滋生惰性，有碍思考”等，这些都是多媒体教育技术在语文课堂中的滥用造成的。柴慧芳的《 语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研究 》[6] 提出，多媒体教学要跟语文课本教材结合起来，要与学生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多媒体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文中也指出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要重点从课文导入、课文解读、写作教学三个方面进行。
三、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语文教育媒体的未来之路
语文教育媒体的未来之路是多媒体教学与传统媒体的有机结合，理性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口语、板书、课本这些传统媒体的优点。陈叶红的《 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关系的探讨 》[7]中就论述了传统教学媒体与多媒体教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我们要拥有正确的媒体观念，不能忽视对传统媒体的研究与运用。陈科澜、夏祖瑞的《 新课程实施背景下语文教学媒体整合的思考 》[8] ，具体论述了整合语文教育中传统媒体与多媒体应该从理论与实际原则、有效信息原则、主体性原则三个原则出发，以坚持人文性和整体性作为出发点构建传统媒体与多媒体整合的评价机制。
在多媒体和传统媒体有机融合的大背景下，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媒体素养是研究的涉及点之一。邬雪洁的《 媒体素养教育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探索和实践 》[9] 指出：“媒体素养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对各种形式媒体都有认识批判并训练有素的人。通过媒体素养教育，他们可以控制媒体传递的信息，而不是让媒体控制自己。”众所周知，当下的媒体环境已经不仅仅是传统媒体和多媒体的两强相争，而且信息化时代网络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也会给课堂教学带来重大变化。对于语文教育如何在媒体的选择与组合上趋利避害，是教师、学生、教育研究者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
多媒体教育技术与传统媒体的结合表现在创建新的语文课堂教学形式上。唐俊龙的《 语文信息化教学理论综述与教学探索 》[10] 就提出了电视散文阅读课、音视频作品对比文本阅读课、音视频作品拓展文本阅读课、模仿音频视频作品训练诵读课。这些课堂形式做到以传统媒体（教材、文字板书）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多媒体教育技术，使多媒体和传统媒体协调步伐，共同为教学内容服务。
综上所述，我国语文教育媒体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自然的选择过程。新技术的出现会动摇传统媒体的地位，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也要经历一个不断改进、不断科学合理规范的过程。传统媒体不会走向消亡而是与新技术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特殊优势。新媒体时代下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媒体素养则是当下的重要任务。
【注：本文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学术史研究”（项目编号：12yba128） 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411201）
参考文献：
[1]张冬梅.利用传统媒体提高初中语文课堂效率[d].苏州：苏州大学，2009.
[2]张信佳.语文课堂教学板书设计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2.
[3]叶澜.新编教育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冉前林.现代教育技术对语文教育负面影响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3.
[5]范飙.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d].上海师范大学，2006.
[6]柴慧芳.语文多媒体教学的应用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7]陈叶红.传统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媒体关系的探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2）.
现代传媒技术论文篇（10）
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着标志作用的大众传媒，如何因为社会的改革开放而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转型，转型的成效如何，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等。是所有传媒人关注的热点，值得我们去总结。
一、改革开放：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源动力
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传媒的发展和转型总是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并同时反作用于社会转型。这种互动关系是社会学语境下传媒研究的基本范式。因此，当代中国的传媒转型，首先是受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源动力。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各个阶段的每项抉择无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决定着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社会在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基层民主建设、政务公开、干部制度改革、党的建设、法制建设、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以“非政治领域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扩大、意识形态世俗化”为特征的有限多元化的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所创造的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到传媒体制的发展与变革。因此，传媒逐渐从一元的宣导性工具向多元的沟通性工具转变，在信息沟通、舆论监督、实现公民的知情权，构建公民社会，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www.133229.com同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由文化泛政治化到文化多元化的文化改革，也直接导致了传媒产业化，传媒文化多元化、大众化的转型与发展。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社会的深远变革，决定了传媒改革的根本内涵和表征形态。
二、现代化：中国传媒转型的内涵体现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传媒转型的研究，国内不少学者进行过思考和总结，这些研究从我国传媒改革历程和结果出发，对我国传媒转型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综合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传媒转型及其未来发展，仍缺乏一个确定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就转型的内涵而言，仍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基本标准对当代中国传媒发展进行总结。
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转型理论，专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这一理论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广泛使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概括范式。其具有代表性的阐释是：“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正如郑杭生教授所言，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研究改革开放与我国社会变迁，即是研究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结果。以此类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子系统的转型梳理与总结，同样可以现代化作为其研究标准。
在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关于现代化基本内涵国内外有很多标准。本文不作赘述。但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化主要包括了民主政治、工业化、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化、世俗化和都市化。从传媒转型的角度来看，根据这一标准，传媒现代化的内涵就可以概括为“传媒多元化、传媒市场化与产业化、传媒技术化、传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四个方面。
1 传媒多元化
传媒多元化具体体现在传媒体制、传媒内容、传媒功能、受众权利、传媒法治等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传媒体制上基本实现了计划管理的垂直体系向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双重制约的转变；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公有与私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传媒机构体系；传媒传播内容多元、范围扩大，基本实现“一个方向，多种声音”；传媒功能多元化，信息传播功能得到彰显，舆论监督、社会协调、娱乐等功能互为补充；通过如《信息公开条例》、《互联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新闻事业取得巨大进展。
2 传媒市场化与产业化
中国的传媒转型，经历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事业单位到计划商品经济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化、集团化发展。经过30年的不断推进，我国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取得系列成就。目前，报刊、广播、出版、影视等传统媒体蓬勃发展，形成了一批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新闻集团。新媒体发展迅速，互联网、移动媒体等全面扩展，与传统媒体一起构成了多元、立体的传媒产业结构。特别是2003年实行文化体制改革以来，一批文化试点单位按照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类监管和运营，不少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加大创新，采用企业化的管理办法，以市场化的手段管经营、抓发行，抓融资，社会效益与经济实力都大大增强，形成了包括辽宁出版传媒、粤传媒等在内的资本市场亮丽的传媒板块，传媒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据统计，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811亿元，《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预测，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将约为5440亿元。比2007年增长13.1％。总之，随着我国传媒业赢利水平稳步提高，传媒业正在成为受社会资金以及风险投资青睐的朝阳行业。传媒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一个以传媒为中心的产业链正在形成。
3 传媒技术化
在传媒领域，从报业、广电、影视、到网络、手机媒体。传媒的现代化转型绝对离不开传播技术的发展。印刷技术在报业，电波、摄像、光纤卫星通讯等在广播影视业，电脑技术对于网络媒体，3g流媒体技术对于手机媒体发展等，无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媒介技术学派就是专门针对媒介技术发展对媒介形态改变、对传播形式与内容影响以及新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进行研究的。由此。中国传媒的现代化转型，技术的演进应该作为一个重要考察范畴。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在技术上发挥后发优势。发展迅速，体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传统的印刷媒体、电子媒体技术方面全面改进，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等新媒体发展紧跟世界潮流；二是各类媒体，包括报业的数字化。广播电视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数码电影，从web1.0到web2.0的网络技术与网络媒体发展，3g与手机媒体的发展等均与国际接轨，同时各类媒体在技术和业务方面又相互融合。构成了信息传播技术环境下媒体融合的传播生态。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不断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媒业迅速崛起，并不断催生传媒领域新的变革和转型。
4 传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
文化的世俗化、都市化转型，给作为亚文化系统的传媒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创造了条件，体现为以传媒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以传媒为核心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正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现代科技传媒为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具有商业性、娱乐性、技术复制性等特点，强调主体参与、感观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的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审美追求。这种文化形态与大众传媒一拍即合，体现在传媒产业化、技术复制化、都市报热、广播的窄播化、电视频道多元化、网络草根化等方面；体现在传播形式与内容的平民化、大众化、娱乐化等方面。同时，传媒文化表征的世俗化、都市化构建的文化消费环境，又反过来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三、未尽之路：中国传媒现代化转型的距离与反思
综上所述，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研究中国传媒30年来的变迁，用公认的现代化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是合理和明晰的。结果表明，30年来中国传媒的现代化转型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我国传媒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目前正处在发展的历史拐点上。同时，由于我国传媒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传媒宏观调控体系还未形成，制约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分类监管和运营的管理模式成型与完善，新闻体制改革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