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汇总十篇-9游会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汇总十篇

时间:2024-02-06 10:07:39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1)

这次抗疫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这样一次集中的大考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您对此怎么看?

基层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经受住了考验,广大基层干部经受住了考验,基层组织的战斗力经受住了考验。

疫情期间,我和基层干部有广泛接触。两个多月来,很多人一直坚守在一线,不能回家也不敢回家。不能回家是因为随时有事,不敢回家是因为平时在外面暴露,担心给家人带来风险。疫情当前,他们都坚持下来了。疫情防控是对干部政治素质、专业素养和群众意识的全面检验,我认为基层干部队伍在这次疫情大考中得了高分。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是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

疫情防控为什么可以打成人民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党始终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在疫情防控战一开始,党中央就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事实也证明,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组织动员下,群众被有效组织起来,尽量做到自我服务,减轻了政府和社会负担。

基层治理体系的应对能力也经受住了考验。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组织体系迅速从常规状态转换到战时状态,这种“平战转换”的治理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一大优势,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基层应对疫情的能力。

如何把抗击疫情的战时状态运用于平常的为民服务,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疫情防控对基层治理的全方位锻炼,客观上将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及时总结实践做法,基层可以把治理能力提升一个台阶。战时状态下的很多经验,都可以转化为常规治理。比如,将疫情防控中的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等延续下来,用于常规的为民服务,就会在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之间形成正循环。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必须体现在真正深入群众,做“人”的工作上。此次抗疫实践表明,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做好群众工作,而在群众工作中,动员和组织群众是第一位的。善于动员和组织群众,让群众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在制度设计上有比较成熟的模式,并进一步在磨合和战斗中形成治理共同体

抗疫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比如领导小组、指挥部,您对此怎么认识?

我们党有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党的组织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全党围绕中央形成统一整体,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动员全民出击,关键时刻把各方面资源迅速集中起来。x保卫战、x保卫战,集中了方方面面的资源,还发动了志愿者。制度设计上我们也有比较成熟的模式,比如领导小组、疫情防控指挥部。只要有重点工作,就可以用这种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所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像领导小组、指挥部这样的组织形式,它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呢?

学术界有“无缝隙政府”的概念,所谓“无缝隙”,是指一种弹性的、灵活的、适应性强的、跨功能的、效率高的组织形态。政府部门之间有缝隙是常态,否则就不会分部门了。但在抗疫过程中,条块之间、条条之间,这种“缝隙”实际上弥合了很多。虽然各个部门职能不一样,但大家都在同一个领导小组或指挥部里共同做事,比如有的在物资保障组,有的在医疗救治组。在这个治理共同体内部,所有的事情,商量协调起来效率更高。这样就对组织资源进行了更为充分的动员,正式的治理机制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也相互配合。当然,这种治理共同体,也是在共同磨合和战斗的过程中形成的。

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

在抗疫过程中,有哪些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让您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的是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支援基层疫情防控。没有增加治理资源,把干部沉下去,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参与消杀、给孤寡老人送菜、测量体温等工作,把基层工作做扎实了。对于下沉干部来说,实打实跟群众打交道,处理疑难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淬炼。治理重心下沉,意味着权力、资源也要下沉。下沉是基层治理改革的方向。

困难面前,群众和基层干部站在了一起

此次抗疫,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怎么样?

总体上,群众对基层治理的评价是高的。一方面,群众能够客观认识基层治理和基层干部的不易,困难面前,群众和基层干部站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基层党员群众以不同形式在支持基层工作。比如,很多社区党员参加了社区的青年先锋队,很多居民成了社区志愿者,他们和下沉干部、基层干部共同抗疫,结下了深厚友谊。

街道、社区用一件件事情把群众组织起来

有分析认为,相较农村,城市主要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原子化程度更高,这导致城市基层社区的整合和动员能力天然较弱。您怎么看?

城市看上去是原子化的,但要组织起来也并不困难。比如一些社区以楼栋为单元建微信群,网格员当群主,大家一起团购蔬菜。有很多类似的切入点,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把群众组织起来。基层干部和群众彼此熟悉了,建立起了联系,组织力、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强,就会转化成治理能力。

您为什么格外看重组织和动员群众?

我们团队的贺雪峰教授分析提出,党领导基层治理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提供服务,简单讲就是投入人力投入资源,把钱投下去把事做成。第二重是通过做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没有新增加资源,或者新增加很少,但把新发生的事情办得很漂亮,整个治理能力提升了。还有一种,治理能力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办事效率提升,解决了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疑难杂症。第三重境界是群众的主体性被激活了,可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一定要善于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不搞包办代替。

疫情防控需要精准掌握海量信息,大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数据为此次疫情防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您怎么看大数据在基层治理中的运用?

在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一是减少了政府部门间的“缝隙”。疫情防控是以战时体制运转的,这就决定了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都需要较高的协调性。大数据让很多碎片化的信息有机整合起来,进而减少了“缝隙”,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抗疫期间,一些网络平台汇集了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群众求助信息,形成了有机数据,为摸清底数、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二是大数据为精准防控提供了条件。说到底,疫情防控是建立在海量信息收集基础之上的,每个人的健康、流动信息,都关系到防控措施的落实。但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不仅不全面,且速度过慢,而大数据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各地在推行的“绿码”,极大方便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战时纪律是战时体制运转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工作保障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抗疫过程中,人们看到一大批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同时也看到纪检监察机关激励保护基层干部积极性。您怎么看待纪检监察工作发挥的作用?

纪检监察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精准有力的监督保障执行。比如,大理市违法征用途经大理的外省(市)防疫口罩,被依法查处、通报曝光,传递出强烈信号。督促各级干部迅速进行“平战转换”。疫情初期,通过严肃查处不担当、不落实的典型问题,激发干部队伍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比如x黄冈对一问三不知干部的处理,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效果。对个别临阵脱逃、工作不负责的党员干部及时处理,保障了战斗力凝聚力。总之,战时纪律是战时体制运转的重要保障,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形成了步调一致、共克时艰的局面,保障了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

基层治理本质上是面对面的群众工作,重心就在实实在在做事、实实在在跟老百姓打交道上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2)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历史地位和新时代角色定位,使她必然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基层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运用,可以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协智慧”和“政协优势”。

一、新时代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

在党的报告中关于“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1]的论述,是对人民政协职能的新定位,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

(一)新时代人民政协要有新作为。 70年来,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人民政协朝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共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这是新时代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人民政协站在新的起点上,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聚正能量,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再建历史功勋。

(二)社会治理是人民政协职能的重要组织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2]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治理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社会治理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来凝聚共识,而人民政协通过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利益表达、决策协商、社会疏导等功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

(三)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应聚集重点工作。基层人民政协担负着人民政协在地方的工作职能,为适应人民政协新职能的定位,基层人民政协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应努力做好“三个聚焦”,即努力聚焦党委的决策部署,力争做到党委、政府的部署有何要求,基层政协工作就作何响应;努力聚焦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力争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基层政协工作就铺到哪里;努力聚焦事关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力争做到群众的愿景集中在哪里,协商工作就深入到哪里。

二、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党的报告提出,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社会治理面临的具体问题相对更为复杂,社会矛盾更为多发,社会治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四次变化。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基层人民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任何时候意义更为重大。

(二)我国社会治理重点的转向。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4],说明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人民政协工作更是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要随着社会治理工作向基层下移认真履行好政协职责。

(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和社会治理方向的转变,体现在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和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其他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社会治理要紧跟时展,要以人民群众需求导向为方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使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三、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的政治论断对于基层人民政协而言,必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贡献力量,而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基层人民政协参与其中并努力贡献“政协智慧”则是新时代对人民政协职能新定位提出的新要求。

(一)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符合中国国情。指出,“人民政协要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人民政协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其联系面广、包容性强,在社会治理方面可以有效调整社会各方面正确对待新形势下改革发展中的利益格局,可以有效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和参与改革,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

(二)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这一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指南,关系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总钥匙”[5],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新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正是顺应了新时展的新要求。

四、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面貌发生着深刻变化,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这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基层人民政协生活在基层群众身边,识民心、知民情,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能够充分顺应基层群众呼声。

(一)基层人民政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体。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叠加凸显,而基层首当其冲,各阶层群众反映意见、表达诉求的愿望强烈,迫切需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而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运用,可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和自身价值引领、利益整合、各方协调、社会疏导、凝聚共识等功能,在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人民政协本身所具有的组织优势、结构优势、功能优势、智力优势等都决定了基层人民政协有条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协商优势。人民政协位置超脱,能有效拓宽诉求渠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有利于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有利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广泛性优势。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系广泛,囊括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的代表人士,涵盖了社会各个界别。

3.人才优势。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社会精英多、各界名流多,在相关领域如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建言能建到点上,议政能议到关键处。

(三)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来进行。当前,基层政协可以通过“政协会议、民主监督、政协提案、专项提案、委员视察、调研报告”等来进行,可以聚焦扫黑除恶、精准扶贫、民生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人民群众关注关心的重点事项来开展协商和恳谈。基层政协更要立足“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近政协”,推动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充分发挥委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收集员、联系群众服务员、团结联谊联络员”的作用。基层政协要大力推进参与社会治理与互联网融合,做好“互联网 政协 社会治理”文章,运用网络、自媒体、融媒体等,让委员更加便捷地知情明政、履行职能。

五、充分发挥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基层人民政协扎根在基层,委员来源于基层,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基层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协商的特点。一是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人民政协人才荟萃,参与主体来自各党派、各团体,并且联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最大程度以集体智慧来形成科学决策。二是释疑解惑,形成共识。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可以更好地了解和阐释各方面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形成共识。三是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人民政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引导所联系的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凝智力、添助力、增合力,推动国家长治久安。

(二)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应遵循的原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基层人民政协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大政方针,才能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党中央方针一致、与政府工作一致、与社会脉搏一致,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才能更有成效,基层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凸显。

2.始终不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得到实惠,为了人民实现小康。特别是基层政协,只有时刻注重民生问题、关注群众的企盼,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配合。

3.始终不渝坚持与时俱进。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基层参与社会治理要紧随时代步伐,要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科技的手段多维度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3)

作者简介:李进莲,山东省茌平县委党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部署,其中就加强基层治理社会化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指出,基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基础和重点。所谓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充分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事务的管理活动全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切实依法依规用权、做到权为民所用。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在基层,重点在基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意义非凡。

一、准确理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客观命题。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准确把握其基本要求。

(一)法治中国建设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基础

法治中国建设是就新时期法治建设提出的新的战略目标,它是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各地区、各部门法治建设任务的总和。基层治理必须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整体意识和大局意识,反对将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二)党的领导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最根本保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政治优势和理论优势,努力提高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三)依法约束公权力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是行政权力行使的基本遵循。基层各级政权机关必须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基本准则,严格遵循法定权力和程序依法办事。同时加大对基层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和监督制约机制。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立高效便民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四)激发社会活力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价值目标

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原则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开展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强化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促进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良性互动。

(五)培育法治文化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动力源泉,决定法治建设的方向。基层法治建设必须抛弃“权大于法”、“情重于法”、“利先于法”的错误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实用主义”错误倾,敬畏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培育法治信仰,坚守公平正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重视发挥道德的调节作用,强化道德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带动。

二、加强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战略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基层,反映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情况和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进展状况。基层治理法治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中国的建设。

第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环节。基层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依法治国的直接体现。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和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一方面,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环节在基层。基层社会法治力量薄弱,基层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基层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道路曲折,任务重大。另一方面,基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动力来源。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直接参与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其创新性的举措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实践在法治建设中的丰富和完善,只有基层的各项基层性工作充分落实,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完美结合,切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使基层单位的各项工作具体体现依法治国的各项目标要求任务,才能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不断发展的活力。

第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战略举措。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群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日益多元,利益诉求的解决愿望更加急迫。国内外法治实践充分证明,实现诉求的最好方式是诉诸法治,而法治也是保障利益实现的最优选择。为群众合理表达诉求提供更好的沟通协调机制,使群众利益诉求充分表达,从而为利益和纠纷的解决提供更加规范的途径。各级政府对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能无视,更不能压制,要畅通渠道,协商沟通,给民众合理表达诉求的机会,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发挥法治在社会建设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群众合法合理的利益。

第三,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顺利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基础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在基层,基层治理能力高低直接影响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程。通过对基层法治实践中成功经验和做法总结推广运用,提高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程度和水平。顺应群众新期待,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实践,培育基层群众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使基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敬畏宪法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推动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氛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为顺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当前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提高基层法治建设的水平,成效显著。具体表现为: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不断成熟和完善,村委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基层群众自治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完善,得到贯彻实施,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等文件先后下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相关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已经大为提升。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不断健全完善,基层司法服务更加高效便民。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逐步提高,逐步迈入法治化轨道。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基层治理的局势日益纷繁复杂,其治理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目前,基层治理法治化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存在相互抵触和不合时宜的现象;基层法治队伍力量薄弱,执法司法公信力不高;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不足。部分领导干部人治思维仍然浓重,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作决策、下命令;有些不懂法、不用法,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信奉“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直接影响着法律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群众对民主法治建设的信心。

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新时期如何有效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当前我们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基层党组织是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否在基层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落细,使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的落实,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在基层的理论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扩大党组织的覆盖区域,加强社会组织党的思想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视基层组织党员领导干部选拔培养,把具有法治素养,知法守法尊法的人选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坚决祛除基层党组织没有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人员。

(二)提高基层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切实注重培育基层组织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积极引导他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优先提拔重用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基层干部,强化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意识,真正把依法办事作为行动自觉和行为准则。培育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树立自觉守法懂法用法的法治观念,重视其法治思维的培育和应用,丰富法治教育形式,拓宽法治教育渠道,培养和树立法治观念。健全基层法治工作体制机制,积极选派优秀法治人才服务基层,扎根基层,逐步落实法治工作下基层制度。

(三)完善基层法治机构人员配备和工作队伍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4)

(一)指导思想。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关键,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重点,以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为抓手,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二)工作原则。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步实施,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负担。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三)主要目标。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基层政权坚强有力,基层群众自治充满活力,基层公共服务精准高效,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力争再用10年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

二、完善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制度

(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治理党的领导体制。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健全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有关制度,涉及基层治理重要事项、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组织研究讨论后按程序决定。积极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居)民委员会主任、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注重把党组织推荐的优秀人选通过一定程序明确为各类组织负责人,确保依法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有关要求写入各类组织章程。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强日常监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二)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深化基层机构改革,统筹党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资源,设置综合性内设机构。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制的机构外,县直部门设在乡镇(街道)的机构原则上实行属地管理。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

(三)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坚持党建带群建,更好履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职责。统筹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配置,支持群团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党组织健全、管理规范的社会组织优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

三、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

(一)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加强乡镇(街道)党(工)委对基层政权建设的领导。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推行乡镇(街道)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优化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设置,确保管理服务有效覆盖常住人口。

(二)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市、县级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将直接面向群众、乡镇(街道)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依法下放。乡镇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任务,做好农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关爱服务等工作。街道要做好市政市容管理、物业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组织培育引导等工作。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乡镇(街道)政务服务流程,全面推进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加快推行市域通办,逐步推行跨区域办理。

(三)增强乡镇(街道)议事协商能力。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县级党委和政府围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确定乡镇(街道)协商重点,由乡镇(街道)党(工)委主导开展议事协商,完善座谈会、听证会等协商方式,注重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用。探索建立社会公众列席乡镇(街道)有关会议制度。

(四)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权,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细化乡镇(街道)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预警、应对等工作。建立统一指挥的应急管理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每年组织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市、县级政府要指导乡镇(街道)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强化应急状态下对乡镇(街道)人、财、物支持。

(五)增强乡镇(街道)平安建设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发挥其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完善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防范涉黑涉恶长效机制。健全乡镇(街道)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决机制和心理疏导服务机制。

四、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一)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坚持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制度,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备案制度,加强集体资产管理。规范撤销村民委员会改设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条件和程序,合理确定村(社区)规模,不盲目求大。发挥村(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作用,村民委员会应设妇女和儿童工作等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可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并做好相关工作。完善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履职承诺和述职制度。

(二)健全村(居)民自治机制。强化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规范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全面落实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资格联审机制,坚决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及涉及宗族恶势力等问题人员,非法宗教与邪教的组织者、实施者、参与者等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聚焦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完善党务、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事项,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

(三)增强村(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健全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联系群众机制,经常性开展入户走访。加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机制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在应急状态下,由村(社区)“两委”统筹调配本区域各类资源和力量,组织开展应急工作。改进网格化管理服务,依托村(社区)统一划分综合网格,明确网格管理服务事项。

(四)优化村(社区)服务格局。市、县级政府要规范村(社区)公共服务和代办政务服务事项,由基层党组织主导整合资源为群众提供服务。推进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依托其开展就业、养老、医疗、托幼等服务,加强对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关爱照护,做好传染病、慢性病防控等工作。加强综合服务、兜底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支持社区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项目示范等方式,实施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鼓励社区服务机构与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活动,推进社区服务标准化。

五、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

(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依法支持和配合基层治理。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乡镇(街道)指导村(社区)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健全备案和履行机制,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

(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健全村(社区)道德评议机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开展科学常识、卫生防疫知识、应急知识普及和诚信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遏制各类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三)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支持建立乡镇(街道)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和设立社区基金会等协作载体,吸纳社会力量参加基层应急救援。完善基层志愿服务制度,大力开展邻里互助服务和互动交流活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六、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一)做好规划建设。市、县级政府要将乡镇(街道)、村(社区)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和应用终端建设,强化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健全基层智慧治理标准体系,推广智能感知等技术。

(二)整合数据资源。实施“互联网 基层治理”行动,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根据需要向基层开放使用。完善乡镇(街道)与部门政务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机制。推进村(社区)数据资源建设,实行村(社区)数据综合采集,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利用。

(三)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街道)延伸,建设开发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和简便应用软件,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政策宣传、民情沟通、便民服务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推行适老化和无障碍信息服务,保留必要的线下办事服务渠道。

七、加强组织保障

(一)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组织领导,完善议事协调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定期研究基层治理工作,整体谋划城乡社区建设、治理和服务,及时帮助基层解决困难和问题。加强对基层治理工作成效的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以及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乡镇(街道)要提高抓落实能力。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要及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二)改进基层考核评价。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办法,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综合考核,严格控制考核总量和频次。统筹规范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清理规范工作台账、报表以及“一票否决”、签订责任状、出具证明事项、创建示范等项目,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容错纠错工作,保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保障基层治理投入。完善乡镇(街道)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深化乡镇(街道)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编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化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明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办公、服务、活动、应急等功能面积标准,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盘活现有资源或新建等方式,支持建设完善基层阵地。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5)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如何建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能局限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来讨论和设计,恰好相反,对基层社会治理现代转型来说,迫切需要梳理清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重新审视和检讨村民自治的涵义、范畴和功能作用。法理上,村民自治是一个与集体土地产权相关联的行政村“成员身份自治”,并且,即便它是一个身份自治组织,也只是基层社会自治结构体系中的自治组织之一。反过来讲,村民自治无法整合或代替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把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做出学理和政策含义上的厘清,不仅具有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建构意义,更具有实践发展意义。

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范畴和概念不能混淆

第一,村民自治不能等同于基层社会自治。一直以来,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范畴和概念相混淆,但事实上,后者的内涵更丰富,包括市场、社群等自治组织主体和形式。并且,从现在的基层社会组织化水平上看,市场治理主体和社群治理主体渐趋成形,村民自治组织只是多元的社会自治组织形式之一。因此,需要在如下方面从法理上和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梳理和界定:其一,村民自治组织是基层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一元,在村民自治的法理框架之外,还有市场主体和社群主体,并且,这些治理主体已经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组织化形式。其二,村民自治组织与其他社会自治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互助、平衡和监督约束的主体间关系。比如,农村的各种维权组织会监督村委会的财务公开等公共行为,后者也同样监督维权组织的诉求是否合理、公正等。但这只是一种互惠关系,而不是一种依附或隶属关系。其三,村民自治成员身份的封闭性属性使它无法兼顾或替代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的权利和权益。比如农民维权组织的利益诉求、行业协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利益关切等,这些都不是村民自治组织可以包办代替的,但现行政策和法律的规定限制甚至阻碍了其他社会组织比如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和法人身份的获得,比如《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合作组织的规定是经济性质的组织等,不一而足。

第二,村民自治范畴不能与基层社会自治范畴重合。当前,村民自治发展存在一个体制性与制度性问题,即以集体土地产权作为先决条件的组织成员身份问题,使其成为一个封闭性的社会组织。如上所述,村民自治成员必是本村村民,成员身份的获得与集体土地产权相连。换言之,没有集体土地产权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村民自治的成员身份,这使它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身份群体组织。但基层社会自治覆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不受“居民”资格条件(身份)的限制,亦即基层社会自治体系是多元化的社会自治组织形式。但一直以来,村民自治范畴与基层社会自治范畴重合,造成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基层治理实践上:其一,从国家方面看,把村民自治视为全体村民自治,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只是村民自治的拓展与延伸。比如当下的新农村建设,由基层政府主导,村民自治组织协办,其他社会自治组织不能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从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考量出发,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就是要把全体村民包括各种身份的居民置于党政权力的实质领导下。其二,从社会方面看,在具有“法理地位”的村民自治架构之外,由本村村民、外来居民及驻区单位居民在自愿、互利和合作的基础上组成的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服务组织、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文化娱乐组织等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面临如何才能够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问题。事实上,其他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缺乏正当性,要么处于“不合法状态”(没有注册或不能注册),要么依附于政府而不具有自治性,多元化的社会自治组织体系的发展缺乏政策和法律的支持。简言之,基层社会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因为后者只是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之一,并且它还是国家权力主导下的一个社会组织,而前者是确立在社会结构分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价值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体系上,是主体社会建构的基础性部分。

第三,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从基层治理实践上看,村民自治组织业已成为基层行政治理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自治性质发生蜕变。基层党政权力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质性主导,消解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的实质涵义,比如乡镇通过行政任务责任书和“驻村干部”等直接领导方式,以及近年来从党政系统下派干部到村委会担任“第一书记”的做法。这种政治行政关系的形成由历史发展与现实政治社会结构两方面原因所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基层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单元,党政权力下移到基层社区当中。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制度,其政治与行政功能有所弱化,但其运行机制和功能作用,依然保有旧体制的政治行政关系,党政权力可以随时进入基层社会组织当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村民自治的自治性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发展,不仅如此,本世纪以来,基层社会抗议多发,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出发,党政权力更深度进入到村民自治组织之中,后者成为国家权力的一个行政实施环节,而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自治单元。上述判断主要基于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发展,而不是基于对宪法文本的理论阐释。

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结构和主体结构

村民自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社会制度变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产生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换言之,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它的范畴、概念及其功能作用。但重估村民自治,是一个涉及法理和体制的复杂问题。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村民自治给基层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治理环境,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成长。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发展实践一直纠结于自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属性确认上。法理上,它是一个自治组织,但实践上,在基层党政权力系统的覆盖之下,有自治但无自治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行政执行环节。

与上述结构性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基层社会自治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它产生于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这些社会力量表现出很强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其共同之处是,它们的诉求都与权益相连,与社会结构分化一起成长。这带来两个显而易见的变化,一方面,村民自治在基层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发生蜕变,村民自治组织成为基层政府的人,除非政府的公共项目通过它惠及地方民众,否则,它在基层民众的公共生活当中几乎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框架之外,基层社会自治力量成长了起来,这些组织化社会力量的凝聚力基于价值共享与利益共享的基础之上。比如,市场中出现的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社会中出现的公民合作组织,它们已经部分取代或覆盖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和功能,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中介结构,它们首先维护和增进的是组织成员利益而不是履行政府与民众联系的功能作用。总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力量结构和主体结构。

基层社会自治的核心是自治权利,亦即作为社会自治体成员所享有的自我治理、自我统治的权利,这些权利通过社会自治组织来共同行使。自治的个人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其自治权,后者的功能是在国家权力与个人自治权利之间起到中介和保护作用,形成国家―社会―个人的联系和互动关系。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是要形成一个现代社会组织体系。基层社会自治的治理主体包括公共组织(政府等)、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自组织)、市场主体(企业、公司)等。上述各治理主体同时也是基层社会自治的载体。

厘清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关系,需要明确诸个治理主体的范畴并做出改革

第一,科层治理。这个领域的主体是基层政府。基层政府是国家政权人,授权来自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秩序稳定,担负着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系的功能和作用。基层政府通过复制多元的治理单位从而形成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比如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和官僚化,通过“公益创投”和“社会组织孵化器”等方式建立“授权治理”单位,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扶持政府治理的助手等。这一切的做法,是为了巩固传统的治理模式。

第二,社群治理。这个领域的主体是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治力量得到发展和成长,社会空间不断扩大。主要社会组织包括:一是村民自治组织。实行村民自治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但今天的村民自治组织具有了双重人身份,既是自治组织人,又是政府人,这使得它不能成为自治组织,而只能是基层政府的一个行政功能实现部分。二是市场组织。包括两类:一类是集体经济组织。它是集体的公产,但随着其在市场中主体行为的发展,这类带有过去“企业办社会”特征的经济组织向现代市场经济主体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一类是民营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出现,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通过自我管理规范成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起到相互制约和保护的作用。三是自主性与独立性的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治组织得到了发展,业已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种层次。

第三,市场治理。这个领域的主体是企业和公司。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因素促使民营企业逐步获得了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独立性,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往来增多,经济领域的整合与摆脱国家行政干预的努力同时发生,使市场领域具备了一定的自治因素。比如独立于政府的行业协会、商业社团等一些代表性组织,具有法人社团和志愿结社的特质和形式,但它们并没有独立于国家领域之外,而是需要与政府保持某种一致性,同时政府也在采取积极介入行动(比如“非公党建”的做法),但这些外部因素并不妨碍市场主体不断寻求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需求。

总之,村民自治与基层社会自治的属性不同,前者是由具有集体土地产权身份的行政村村民所构成的一个自治组织,后者是一种涵盖科层、市场、社群治理形式的社会自治结构体系。因此,村民自治从属于基层社会自治结构体系。进一步讲,基层社会自治结构体系由科层(政府)、市场(公司)、社群(社会)三种治理模式所构成,它们各自有自身的理论依据、基本原则、组织结构、协调方式以及控制机制等,三种治理模式共同参与而形成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常态。反过来说,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科层治理和由身份群体组成的村民自治,不仅无法整合基层社会,并且还会造成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权利边界不清,最终只会加剧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利之间的矛盾,妨碍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其结果是,在村民自治的自治功能和作用不断弱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自治也发展不起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6)

突出“共建共治共享”,深刻揭示社会治理制度的科学内涵。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制度是指社会治理主体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具有约束性的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深化社会治理重在共建共治共享。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各类社会主体协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独特作用,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健全激励补偿机制等办法,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以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营造全民共建的社会环境,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创造更多机会,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治理成果。要构建共享服务体系,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基本需要;构建实现共享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监管制度等,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7)

中图分类号:d267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22-04

引言

城市社区是市民生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国家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基层单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城市基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单边管理格局,形成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新型治理网络。社区党组织处于城市基层政治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政府、党和社会三维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推进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在社会治理转型视域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研究多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在单位制向社^制转变中自身的功能转型、方式转变、理念创新和权威重建等方面。对于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之间关联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对党在社区治理中领导地位的重新强调,以及党领导下基层协商民主路径的探索,较少关注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的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深入研究社会治理转型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机理,结合基层党组织功能属性的分析,剖析作为城市基层社会公共权力掌握者的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逻辑缘由、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提出两者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的具体路径。

一、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

基层党组织作为社区公共权力的领导核心,是完善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水平的重要主体力量。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除需要承继原有历史逻辑与发展路径外,还需要适应社会新常态的变化,积极整合社会力量,引导和推进社区自治和公民社会发展。

1.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提升社会治理的参与水平。政党治理与国家政权、社会治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衔接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民众利益之间的桥梁和纽带。[1]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由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后,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单位组织形态被打破,大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回归社会,被分配到街道和社区的职责范围内,使基层成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互相交织、渗透,甚至冲突的基本场域。但是,与国家权力的缩放下移相对照,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治理却面临着能力欠缺、自我发育程度相对迟缓的问题,迫切需要党和国家作出引导和策略性调整,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治双赢局面的形成。这表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党重新确立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路径,明确了党执政之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不可偏废的治理理念,要求党承担起更大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2]具体到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来推动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社会善治的实现、人民福祉的提升。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拓展功能属性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政党属性增进政府与社会互动,缓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造成的制度摩擦与不适;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性代表的属性作用,让社会力量“接近”政府,搭建起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促使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推动民众参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

2.推动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需要,维持基层秩序和社会稳定。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异质化,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社会主体日益成长,促进了社会化的资源积累机制衍生与发展。这使国家很难再依靠简单的行政下延或行政边界扩大来构建基层权威,从而迫切需要增加一个非行政色彩的力量来和政府一起实现对基层原有的行政动员整合机制的创新,[3]重构政社互动方式,共同维护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然,以社区居委会构筑整合机制的组织基础易于导致其自治性质发生变异,窒息社会自治精神的培育,而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因权威与能力不足显然难以承担使命。纵观之下,基层党组织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党属性回应和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释放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合法性“渗入”社会之中,将政府的公共政策隐性贯彻于社区之中,减少政府在基层的行政阻力和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公共属性能够拓展社区居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对社区居民的民生、利益诉求进行一定的组织表达与整合,促进社区公共领域的成长与成熟,实现国家权力与市民日常生活的有效连接。

3.促进社区党建自身发展的需要,累积良性的社会政治资源。“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4]现代政党性质决定着政党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与流动的系统,[5]自身的发展与转型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以及大众媒介的推广、政治参与面的扩宽等因素影响,使得政治、政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6]影响到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推进。而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党体系决定着如果没有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为了确保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必须相应提高政党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政党的社会参与程度,扩大政党的社会化基础。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有助于创造和累积起良性的政治发展资源。基层党组织通过参与政府在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事务,引导和整合居民的政治参与,带动社区的自我服务能力与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的发展,对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形成正向推动力;依靠党组织作为基层公共权力核心的优势,引导和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基层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可以形成对政府行政力的监督,让政府更加具有社区回应性;引导市场在追逐效率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区责任;注重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促使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形成。[7]

二、当前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是总体性社会的解体与释放,逐步衍生和形成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8]引发社区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新变化。这使基层党组织在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着来自于目标定位、理念转换、路径选择、模式转型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

1.党建理念转型迟缓,存在忽弱忽强的倾向。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受制于急剧的社会制度变革和宏观的国家诉求变化影响,以及来自于自身的资源权力约束,在理念转换上不能有效适应最新的实践需求,出现偏松偏紧两方面的建设倾向。一方面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和弱化党组织的作用。在一些地方的党建理念中依然遵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纵向思维,不能横向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多维主体实践出发,导致党的因素往往被置于国家与社会建设的视野之外,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拘泥于其阻碍社会自主力量发育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基层党组织、政府和社会的三维关系中忽视党组织建设这一环,或将党组织建设归并入政府建设之中,使其陷入“边缘化”的处境。具体表现为党组织空缺、党组织空转,或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减弱、手段单一等,[9]使党组织整合社会能力下降或在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中主导地位丧失。“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10]另一方面是许多基层党组织继续坚持管控思维和“威权主义”[11]逻辑,侧重于对基层秩序维护和社会的全面控制。党的基层组织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双重人角色,[12]既代表党向基层社会传递党的意志和行动纲领,又代表社区居民向党表达意见和诉求。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基层党组织对两种角色的把握经常出现偏差,更多地扮演起单向度人角色,主要是加强党在基层的掌控力,而忽视下情上达的作用。随着社区多元治理理念不断深化,以及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元素的不断注入,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逐渐由隐性转向显性。在这种环境下,基层党组织如果依然单纯地强化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将会挤压社会自治和自主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使得党和政府为维护社会刚性稳定而陷入无穷尽的疲于应付,导致社区党建权威与社区民主发展的对立,反而约束了党组织社会化和现代化功能转型的实现。

2.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面临权威重建的挑战。在计划经济和单位制时代,城市基层的治理主体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提出与推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元素参与进来,基层社会治理开始由过去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b逐步演化为开放、多元、交织的形态。[13]社会治理主体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除了基层党政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外,还包括众多政府派出机构、驻区单位,以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众多治理主体的出现,使我们在总体性社会时期形成的党的基层领导方式与转型后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出现错位。由于众多社会治理主体在组织任务、目标取向、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大大挤压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范围,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对国家意志在社区的贯彻顺畅度。尤其是大量“游离态”的两新组织体与党政部门不存在纵向的隶属关系,滋生于既存控制体系之外,给基层党组织向它们施加某些影响和制约,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发挥党组织的社会治理核心作用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基层党组织面临着“转型社会的权威危机”。[14]

3.功能转型缓慢,滞后于社会建设的实践需要。伴随城市化过程的迅速推进,社区治理呈现出了空间区域化、主体多元化、关系复杂化的局面。党组织原先主要基于组织动员构建的功能体系越来越难以应付转型社会的多变,加之受到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治理理论的影响,其权力、职能和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表现为:一是党组织的科层式管理结构不能有效适应社会治理扁平化的需要。城市社会单位体制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转变。[15]但目前绝大部分党组织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政党行政化的路径,依托于国家在基层的行政资源而设置,呈现出党的组织与行政组织同构同质性的特点,在领导方式、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上表现出行政性强而政党性弱。[16]而扁平化社区治理中突出强调治理主体的非行政性权力运作和重大事项的平等协商共议。也就是说,党组织在扁平化社会治理中核心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为规则制定的资格确认以及保证其它主体遵守已制定的规则。显然,许多基层党组织的行政性特征不利于现阶段多元化主体的社会治理创新。二是面临着组织动员型政党向社会服务型政党性质转变的难题。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从过去主体“单一控制模式”向网络状“多元合作模式”进行转换。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如果依然基于扩大组织规模、强化意识形态以及增加学习培训等传统方式来对自身调适,[17]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必将使党组织出现功能上的缺位、越位,或功能实现机制的不畅等,进而引起社区权力结构失衡与社区秩序失范。

4.社会利益代表能力下降,难以承担利益整合与协调的角色。社会是政党获得资源与合法性的基本场域。社区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最基本单元,其责任在于影响和保证公共权力始终运用于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赢得社会性基础的支持。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城市单位制的解体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如下变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已由垄断向市场化方式转变,在许多领域不再依赖于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直接分配;国家与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由“国家――单位――居民”逐渐转变为“国家――市场――居民”的关系链,两者之间原有的“依赖――庇护”和“服从――命令”关系演变为契约关系或“委托――”关系;基层社区居民由单位制时代的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存在着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和利益诉求复杂性。以上这些变化导致国家基于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基础上的介入和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弱化,短期内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又难以建立,必然激起部分居民群体,或治理主体间在一些领域发生对抗,或隐或显,呈现“一致与冲突”的治理困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基层党组织,假如面对这种冲突不能适时地采取对策予以疏通或引导,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基础,带来社区社会秩序的失范。现实情况是,许多城市的基层党组织面对这种变化,“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2]利益代表正在逐渐下降,表现为:作为联系城市社区与国家的桥梁功能正在衰落,作为政府在基层的制度性主体和社会性主体正在饱受诟病。

三、功能属性视域下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治理转型产生的倒逼机制和来自党内的自我革新要求,迫使基层党组织要在制度建设、领导模式、组织结构和行为属性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来实现新时期的政党价值与利益追求。

1.强化制度供给,推动政治建党与制度建党的结合。在社会转型期,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吸收社会治理中创新性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准则等,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适应,逐步拓展和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领域和层次,从而使党的运作逻辑更好地满足社会治理的应然与实然需求。首先,党组织要构建起包括引导机制、协调机制、服务机制、保障机制在内的完善的社区党建机制系统,以有效的制度规制来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整合和主导社区内多元化组织体系的发展及其运作。其次,推动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层次融合。党组织要遵循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独特的行政逻辑和文化心理需要,注意制度外部嵌入与社区内部共生习俗之间的调适,将民主、和谐、法治、效率等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吸收进党的基层制度建设中。最后,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突出党对社区治理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将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新发展与社会治理结构改善、治理方式变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国家制度主导与基层秩序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2.实现功能转化,由管控逻辑逐步转向社会政党逻辑。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持续下去。”[18]随着社区自治和公民自主性的发展,社区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公共权力的维护者,需要实现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以夯实党的社会化基础。首先,基层党组织要由强调政治控制功能重新归位社会政党属性,即从以组织动员功能为核心,转变为以政治领导、政党关怀和社会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功能结构;[19]更多地通过思想制度的引导、意识形态的输送以及精英型党员干部的培养等非权力性因素来影响和带动社区建设和发展;落实党全面服务社会的政治逻辑和行动策略。其次,基层党组织要淡化行政色彩,对承揽大量行政性工作的状况进行限制和约束;尝试引入现代化组织理念,对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内部科层结构设置进行调适,修剪和拓展组织的边界,改进社会服务方式,提升社会覆盖面的强度;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由侧重于纵向权力控制转向多元合作和协商治理。最后,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属地化功能和资源整合优势,着力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良性观感;在发挥传统组织动员路径优势的基础上引入和吸收网络化、信息化等新兴管理技术,增强党组织与社会互动的灵活性。

3.推动社区治理构成优化,妥善处理与其它组织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发挥连接行政系统与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之间政治纽带和“嵌入式引领”[20]的作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构成的优化,以整体性思维协调各方利益主体趋向于共同的社会治理,营造一种和谐的共生态系统。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区自治的有机统一。基层党组织是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领导核心,但又属于社会政治团体中的一员,要受到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尤其在基层自治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下,基层党政组织不可能延续原有的控制逻辑。在尊重社区自治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要逐渐从权威和家长的角色回归其政党本位,主要转向利益关怀、利益协调、情感帮扶、公共服务提供等社会性事务方面。其次基层党组织要突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服务”。社区内除自治组织外,众多社会组织也承担着国家行政权力撤离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功能。基层党组织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一种竞争与调和的环境,促进层级完整、门类众多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的形成。通过引导它们来对社会资源进行吸收与整合,提升党在基层的资源调配能力。再次,建构基层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行动网络,推动社会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在社区自治空间内,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共同目标追求,将传统群团组织和各种新兴社会组织共同嵌入社会治理的运行结构中进行资源共享与利益交换,以有效应对特殊利益和特殊需求,实现体制内外社会资源的流动。

4.注重利益整合与加强代表性,推动社会化调节方式的应用。基层党组织要适应社区利益分化、多元主体参与的扁平化社会治理结构的需要,从强调权力的社会控制、单向度的组织动员逐渐转向以意识形态引领为主,注重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首先,加快基于政党属性的基层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基层党组织要发挥社会群团组织的代表性作用,构建社区多元利益主体协调机制和协调体系,有效处理各方利益冲突,均衡各方利益分配,并作为它们多元化利益的表达和整合渠道。“执政党只有把社会分化出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整合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21]基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建立不同利益群w之间的对话通道,培育成员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能力,是实现基层利益诉求和整合的重要前提。其次,调整和拓展基层党组织的利益表达范围、方式和层次。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差异决定了社区组织分化程度和整合难度。基层党组织要在维护全体公民利益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政治团体属性的优势合理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升社区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心理认同度;推动基层党组织利益调节方式的社会化,打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通道,融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注重社区公共民意的收集与提炼,在博弈与协商过程中升华为党的政策主张。

5.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建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中领导权、执政权的核心代表,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民众中的公信力和认同度,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载体,要主动直面社区公共性领域,积极介入社区共同议题的讨论,增强主导公共领域和公共议题的意识和能力。基层党组织要依靠业已形成的各种党政、群团联结纽带以及通过资源共享、利益往来、情感体恤等方式来扩展社区权力结构,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基础,推动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的城市居民发生持续交往,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基层党组织要调整运行方式和目标指向,重点从扩大组织规模、强化组织的政治动员、吸纳功能方面转向社会化控制与协商民主式治理,提升公民的理性思维与表达能力,化解国家公共政策在基层推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梗阻与不适。

总之,在当前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与转型中,基层党组织要保持社区公共权力的核心作用,一方面必须加强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深度参与,缓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不适,解决转型时期权威重建的难题,提升社会治理参与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基层社会自主力量的不断成熟壮大,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党组织要注重服务和反哺社会建o,支持和服务社会自治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应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复杂化变局,降低社会秩序面临冲击的风险,拉近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机联系的紧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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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8)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29-04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在这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潜伏的矛盾更易爆发,治理难度俞益加大,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合资源,建立科学开放、多元协同的善治模式。

一、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治理困境

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所谓“安邦之难,难在固本;治国之难,难在强基”。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是底层百姓诉求的保障者,也是群众怨气的直接发泄对象,在治理过程中,极易引发社会冲突。

1.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我国政府体制是金字塔形结构,政府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构成,政府实行单一的“干部委任制”。基层政府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严格的管控为手段的治理思维,尤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步发展期,基层政府执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主要依靠对公众、社会和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因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按照既有的“章程”理政,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动”,不能适应新的实际变化,忽略公共管理中涉及的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甚至侵害某一主体的利益。如前些年,由于无视民族文化的特色,许多民族地区的城镇建设失去了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1]由此带来公众对基层政府的愤懑与不满,对其治理理念的排斥,抑制了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2.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治理机制刚性僵化,是指基层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中,不能根据公共问题的具体实际培育起一种“情景”思维能力以调整固有的治理体制,而是硬性地沿用原有治理机制的状况。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刚性僵化表现为:一是治理主体间关系刚性僵化。在治理公共事务的认知上,存在着治理是政府的事,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是泾渭分明的不同主体,其他组织和社会公民是看客和路人的观念。即使把社会组织和公民纳入治理主体范畴,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它们的合作往往也是流于形式,没有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治理体制。2014年昆明近郊普宁县在土地征用中,基层政府忽视与民间力量、社会公众的沟通而导致的暴力冲突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二是治理手段刚性僵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习惯于使用公权力手段。公权力手段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特征,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往往将公权力视为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手段,忽略了其他如市场化、社会化、自治等手段的合力运用。公权力手段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平等的治理工具,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固有程序,显得刚硬僵化。三是治理过程刚性僵化。当社会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出现重大公共问题时,基层政府是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基层政府必须严格依照程序逐级上报,往往是重大问题等待上级的决策,不会轻易采取灵活的方式,这样容易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期,给公共治理带来损害。四是治理机制动力不足。基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治理活动需要构筑长效的动力源泉,才能使公共问题的治理成为一项持久高效的活动。目前,基层政府治理活动的运行更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权力的强制性。当权力的强制力较弱时,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活动难以开展或进展缓慢;当权力的强制力过强时,往往表现出一个强势政府,引发社会群体的心理抵触,治理效果同样会大打折扣。

3.府际组织协同困难。府际协同困难表现为:一是权力本位严重导致府际协作艰难。在治理公共问题中,政府间的合作主要依靠“权力”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合作相对顺畅,但同样存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合作行为。在基层一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当一些复杂性的公共问题出现时,尤其是涉及到需要多部门协同解决问题时,政府之间就会出现对部门有利时都去管、无利时都推诿的状况。在运作中出现执法力量分散,执法依据不一,降低了治理效率,无法形成政府间治理的充分协调统一。如同为市场管理机构的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部门,它们往往根据自身职能划分的差异而各自盘算,各自为政。二是信息碎片化使府际沟通不畅。沟通不畅是政府间在治理公共问题中的症结之一。面对公共问题的出现,垂直管理系统中的政府部门会及时把信息上传下达,但横向管理系统的部门就很少主动地沟通、传递信息或传递信息不全,唯恐自身丧失信息优势,进而在合作中丧失话语优先权。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缺乏更多的现代技术设备,缺少更多操作信息高速传递技术的专门人才,致使组织协同更加困难。三是政治晋升博弈使府际协同受阻。政府各级及基层同级不同部门间的官员都存在政治晋升博弈现象,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官员们看重的是政治收益,因为晋升的名额是额定的,某一官员的晋升意味着另一官员的落榜,而现行官员政绩以gdp为主要的考核标准的方式,使担心他人利用合作提升政绩的官员而采取不合作或浅合作行为。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多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一些地方特色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习俗,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普遍较低,亟待提高,其根源主要在于受特定的区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

1.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受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和新中国初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官僚文化意识在公职人员中仍占主导地位,直接影响了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一是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较大改善,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盛行官本位思想。中国长期存在的臣民文化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弥散更甚,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即自认为是父母官、拥有驭民的权力,以权位的高低作为理政的指南,而一些汉族干部粗暴的官本位行为往往被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曲解为民族压迫,进而产生民族对立情绪,加大了基层干部掌控、治理公共问题的难度。二是的形成。西部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所谓,指权力与资本合谋,排挤非权贵(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及智慧创造获得财富的出路为手段,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常常凭血缘、姻缘关系及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领导人的信任、提拔以及重大经济项目上的支持、合作。使其他中低收入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降低,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公共事务高高挂起。三是庸政懒政现象依旧普遍。一些基层官员工作推诿、办事拖拉、在岗不谋事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基层干部本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态度混日子,将“等靠要”视为工作重点;一些基层干部对基层需求不闻不问,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工作左躲右闪,大打“太极拳”,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集结群众的感召力。

2.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置身于治理环境中的政府必须学习一种适宜的、和往昔那种等级制度思想模式相反的运作规范。”[2]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普遍还停留在推崇等级权威的传统型政府阶段,组织学习能力不强。一是沿用传统学习理论。传统学习理论把独立的个体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将个体行为能力的改善视为学习能力提升的标准,但这种“单线式”“片面式”学习理念只能造就个别人的优秀,难以达到整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因此,树立“复线式”“全面式”学习理念是解决基层政府能力的基础工程。二是难以整合共同愿景。学习型政府以共同愿景为粘和剂,“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就不会有学习型组织”。[3]没有共同愿景的政府,充其量只是被动型学习或者适应型学习,只有当政府公职人员致力于实现某种来自内心深处极度关切的事务时,才能形成创造型学习。西部地区基层政府结构复杂,组织文化庞杂,价值观念差异巨大,要把基层政府整合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愿景组织面临较大障碍。三是难以根除局限思考的学习智障。彼得・圣吉论述了学习智障中的局限思考问题。所谓局限思考,是一种狭隘的“固守本职”观念,人们在处理事务中不愿意或不能以系统整体的方式思考问题。政府组织之间局限思考使得公共治理碎片化,政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甚至出现“地方保护主义”情形。

3.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公民社会是相对于于政府、企业之外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它是通过自愿集结成社、自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自由讨论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属于企业性质,是介于政府和企业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化过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发展存在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状况,影响了政府治理的效率。一是政府主控明显。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虽然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但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控制型组织。在关西南民族地区政府管理的调研报告显示,35.5%的调查对象认为居委会和村委会是基层政府,25.8%的调查对象不知道,只有38.7%的调查对象了解其属于居民自治组织。[4]大多民间组织是政府创建并受其管控,尤其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的社会组织,它们对政府的依赖性特别高,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不敢挑战政府决策,无法体现社会治理中的合力优化决策的作用。二是公民社会组织面临财力危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资金明显不足,主要资金来源要么依靠政府,要么依靠外来资金,大大消减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和风险性,在公共事务治理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可能出现附和或对抗现象,不利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合作与优化。三是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整体素质不高。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存在缺乏专业人才、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公民社会要求组织成员具有理能力、与他人的良好沟通能力、参政议政和捍卫自身利益能力等基本素质。但在现实中,公民参与组织的热情不高,缺乏参与组织的归属感,一些人在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出现“政治参与冷漠症”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问题治理的效果。

三、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路径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应结合地区实际,利用后发优势,构建上下左右协调、法治完备健全、责任明确长效、教育有的放矢的治理格局。

1.坚持以人为本,强化社会善治理念。西部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总结治理经验,以善治治理理念引领社会治理新常态。善治是政府的良好治理行为,是政府在管理活动中以最少的社会资本耗费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公共需求的管理活动。善治非人治,是用法治做保障,形成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民参与的治理体系。一是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基层政府公职人员是决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要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每届政府、每届领导人的终极关怀。”[5]在公共问题治理中,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保障公共事务的“公平正义”。二是基层政府在施政策略上,要改变传统的以管控型为主、以命令―服从为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走向现代服务型为主、以协商―共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当然以现代服务型为主的社会治理,不是要摒弃管控职能,而是注重转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以善治为主,以控制为辅助。云南临沧基层政府实施的“一体二会”(党群致富联合体、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产业协会)治理模式,以实现公共服务最大化为目的,调动了民族地区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的积极性。三是基层政府在治理路径上,要实现从封闭向开放转向。基层政府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常以决策主体的利益综合代替社会整体利益,忽视了公众的利益表达,影响了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因此,基层政府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透明治理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公众的参与热情,将公共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提升公共事务治理的智力平台,实现公共治理的最优化。

2.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实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互动与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一是要厘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边界。在经济治理中,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规则运行,政府是市场规则体系的制定者,其主要在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高效有序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要减少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管控,要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健全民间社会组织。浴火重生的贵州瓮安县探索基层治理民生的“三议三公开制度”,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干、群众管,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的管理,基层社会自组织不断成长,在治理事务中同政府磋商,弥补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现象,优化了社会治理。二是要形成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基层政府从传统的无所不管的管制型治理模式中解脱出来,形成政府、社会、民众各负其责、各履其职、共享其果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控制型管理向多元协同型治理转变。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拉萨市城关区政府实施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确立“1 5 x”(1个社区,分住户、企事业单位、宗教场所、综合等5种类型,多个网格员对应负责制)的网格力量模式,推行“网格全覆盖,工作无缝隙”的策略,实现网格中的所有工作都在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了群众对政府执政的满意度。[6]三是要创新多元主体互动协同治理的平台。信息化时代,借助网络平台,重视社会、公民参与渠道的便捷化、多样化和立体化特征,建立透明、高效、迅捷的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就公共问题的治理,拓展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平等对话的时空,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方式。新疆库尔勒市“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推行“单位化管理、网格化覆盖、社会化服务”,利用现代科技和网络手段,增强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服务居民的目的。

3.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通过制度构建,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才能规制或缓解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将人类行为导入财富创造性活动,而避免其从事诸如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和分利性活动。”[7]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基层政府变革的必然趋势。一是弘扬法治精神。法治体现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念和政治道德信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求政府、个人和社会机构都必须遵循,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特征。基层政府带头弘扬法治理念,以法治规范治理行为,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社会治理就会有章可循,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和高效。二是注重法治程序的合法性。法治型基层政府是讲规则、守规矩的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程序正义,杜绝治理行为中的任意性、随意性和越权行为。同时,基层政府要向社会公众宣传公众参与政府治理过程的程序,建立激励公众参与的机制,保障公众的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三是强化行政监督的常态化。基层政府要强化自身的法律责任机制,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察,接受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和质询。行政执法监察及廉政监察要对基层政府所有成员实施全方位、零死角监督。在监察过程中,特别注重投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如广西河池建立的“网络问政”“河池民声”专区,积极回应公众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行政不作为甚至职务腐败问题的查处,强化了问责效力。

4.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地方分权、财政分成、政治锦标赛和晋升竞争。”[8]政府治理先治官,建立科学的治理评价制度,实施每一治理环节都有人负责任的制度。一是健全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改变传统的以经济锦标赛为主、以gdp为标尺的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修正主要由政府部门和上级管理部门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方式,加大社会公众对干部的意见和评价权重,注重干部施政的善治理念和方式,把具有善治思维,敢于创新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营造激发人才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二是形成全面追责机制。基层政府公职人员要做到在其位,谋其职,推行“民主政府”“透明政府”的施政环节和程序,既向人民负责,又向上级负责,接受人民和上级政府的问责。同时还要养成自我问责的习惯,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接受自身良心的拷问,甚至引咎辞职以表失职的愧疚之情。三是强化公民异体问责机制。公民异体问责克服了行政同体问责和立法司法机关“准同体问责”中存在的“官官相护”“不打自己脸”的问责弊端,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提升政府履职效能。要营造公民问责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社会,支持激励公民参与问责行为,以法制保障公民的问责活动,使异体问责成为公民的份内事,促进基层政府的善治行为。

5.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良好的行政伦理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善治的内蕴要素,是良好治理的重要前提。行政伦理体现了政府的道德责任,展示了政府的“组织良心”,它主要涉及“政府行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亦即领导、决策和执行等行政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包括公务人员个体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道德观念、道德活动与道德规范,也包括行政主体作为群体及组织机构在行政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9]一是开展网络化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在基层公务员中开展常设性教育,上级政府中的“政治精英”和高校中的专家学者进行学理性和职前基本从业培训,行业机构开展纵向业务培训,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政治方向性教育培训,让他们明白公权力的来源,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权利义务观和是非善恶观。二是更新行政伦理教育方式。行政伦理教育要从“说教式补课类培训”为主的教育方式向“思辨式应用类培训”的教育方式转化。思辨式应用类培训主要展现出“‘价值思辨’和‘综合应用’”这两种特质。[10]在培训中,运用情景模拟和案例分享的互动式教学模式,针对基层治理的伦理困境,运用多学科知识,锻炼学员的思维能力,让基层公务员对公共事务进行价值层面的思考与辨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既解决公共问题的治理难题,又避免工具理性的泛滥。三是营造创新型行政伦理文化。行政伦理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在行政环境、行政体制及其运转过程中,通过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和潜移默化而铸就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伦理传统。在不断变化创新的时代条件下,基层政府要营造一种创新的伦理文化氛围,汲取中外优秀的伦理文化因子,如广西河池通过推广群众喜爱的刘三姐对歌、白裤瑶铜鼓表演等形式,宣传政府执政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以善治之道应对公共事务之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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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9)

党建引领 ;自治;共治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4-0056-03

中共上海市委“1 6”文件中基层社会治理突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建引领既要贯穿于基层自治共治的全过程,也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和平台资源。

(一)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的内涵。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搭建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形成呼应群众诉求的治理导向,推动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的基本内涵包括:党建引领的引导者――基层党组织;党建引领的基础――参与基层治理的各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建立相应的民主协商机制;党建引领的形式――组织引领、价值引领、专业引领、示范引领和项目引领;党建引领的目标――一是完善基层治理组织化体系,提升党建引领的领导力。要构建党组织引领下的群众自治和社区共治组织化体系,规范组织程序,引导基层有序治理。二是完善基层服务多元化体系,提升党建引领的号召力。党组织要动员社会各方参与基层治理,完善以基层群众诉求为导向的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完善基层党建区域化体系,提升党建引领的协同力。通过区域化党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合功能,推动社会治理与社区参与有序协同。四是完善基层工作网格化体系,提升党建引领的有效力。把基层治理的末梢推移到楼组和宅基,提升党组织密切党群关系、有效凝聚基层群众的能力。五是完善基层党建项目化体系,提升党建引领的统筹力。通过党建项目的体系化运作,补齐党建短板,创建基层党建品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统筹谋划能力。

(二)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的工作机制。党建引领的机制要求把党组织嵌入基层自治共治体系中,通过愿景价值、组织载体、评价示范等引领主导,实现社区公共资源与基层自治共治的有序对接。

具体包括:1.愿景引领机制。基层党组织通过提出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进而主导整合不同治理主体和社会资源。2.自治保障机制。基层党组织要牢牢把握基层自治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对基层治理人、财、物的主导发挥对基层社会自治的领导作用。3.嵌入式工作机制。基层党组织要善于l挥党员在基层自治团体中的核心骨干作用,通过党员作用发挥来实现引领。4.柔性引导机制。基层党组织立足有效宣传和社会核心价值塑造,善于用文化建设的载体实现精神引领。5.服务渗透机制。基层党组织要立足服务换取认同,通过服务建立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威。6.评价约束机制。基层党组织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严格管理来实现组织保障,通过表彰先进和资源分配来主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

基层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自治共治的支撑体系包括人的要素、价值要素、组织要素、制度要素四个层次。

(一)人的要素。1.一个牵头抓总的好书记。书记是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党建引领的第一主体和责任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靠一个有想法、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好书记来牵头抓总。2.一支坚强有力的好队伍。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一支坚强有力的治理团队,吸纳熟悉自身社区特点、居民需求、存在问题的社区治理能手。3.一群乐于奉献的基层骨干。基层社会治理是高度依赖群众信任的基层骨干来实现的。可以给待遇、给荣誉、给位置,建立合理的制度,辅以有效的机制,放手由他们组织公共活动。

(二)价值要素。1.一套价值塑造引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中利益多元、诉求多样,谋求共识相当不易。党建引领要通过润物无声的力量,抓住群众关注的兴奋点,在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引领社区风尚。2.一种服务群众的问题意识。基层党组织在设计平台和载体时要紧紧以问题为导向,善于把居民群众的诉求和治理的难题通过项目设计来解决,体现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方向引领。3.一套基层自治共治的评价指标。基层党组织搭建各类自治共治项目的评选激励平台,通过评价监督实现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三)组织要素。1.一个大党建格局的组织架构。党建引领必须要靠党组织、党支部、党员三者的有机结合,纵向上形成区委、街镇党工委、居民区党组织三级相互联动的工作体系,横向上推进街道社区和驻区单位党建的协作互补,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融合在一起。2.一套分层分类的平台建设。在区级层面,要因地制宜,合理引导;在街、镇层面,构建社区代表大会、区域化大党建和党建服务中心等实现资源整合;在社区和村居层面,要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民警、条线部门、社会组织以及驻区单位参与的社区议事平台。3.一批独具特色的党建品牌。要将党建工作品牌化最终凝聚共识、激发活力。对经过实践检验且具有推广价值的项目,对已经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形成制度,适时推广。

(四)制度要素。1.一个权责清晰的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需要加快建设与基层治理机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制定系列制度文件规范各方行为和权力边界,规定政府、社会组织、社群及个人的权、责、利关系。2.一套高效运转的体制机制。基层党组织在化解矛盾、维护秩序、改善民生、推动发展的过程中,要提前谋划,制定明确具体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在议题引领方面公共化、在协商平台方面广泛化、在规则制定方面导向化,形成基层党建齐抓共管的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基层党建工作的考核机制、健全对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激励机制等。3.一系列雄厚有力的财力支撑。区级及街镇层面每年要在财政预算中安排关于社会治理的专项资金,为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提供财力支撑,同时做好财政的审计监督工作,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上海市松江区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工作还存在着如下不足:

一是引领意识上弱化。部分基层党组织书记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习惯性更多关注经济指标的完成,弱化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对党建引领这一关键更是不甚重视。二是工作职能上泛化。部分基层党组织不清楚党建引领的具体内涵和范围,部分基层党组织把党建工作和居委会工作混为一体,甚至用居委会工作代替党建工作。三是队伍建设上虚化。部分治理团队的整体能量没有得到有效激发,内部职能分工存在壁垒,很多时候疲于应付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群众所需。四是平台建设上类化。部分基层党组织在设计平台载体方面习惯于照搬照套,效果大打折扣。五是体制机制上空化。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比如说在职党员双报到制度,还存在可供完善的空间。

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中之所以出现乏力和疲软,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参与动力上软化,参与动力机制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书记带头人的引领力不足。其次,党员参与社区的热情不足。再次,驻区单位参与共治的互动不足。

(一)价值引领:多元背景下共识凝聚与党建感召力。1.宣传指导,做权威信息的者。依托新媒体和互联网 党建,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qq、app等平台,注重宣传党建工作和形象塑造,及时沟通回应热点事件,主导社区舆论导向,团结引领意见领袖发挥作用。2.文化引领,塑造社区建设的精神家园。依托居民自治文艺团队,通过文艺演出塑造社区精神,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精神,引领基层社会风尚。3.党员示范,培育社区党员的模范群体。通过社区党员榜样的带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参与,通过各种激励手段表彰优秀党员,扩大党员公益认领的通道,带动社区骨干、志愿者、社会人才等参与社区公益。4.评价主导,监督评估强化组织权威。党组织要掌握监督评估主导权,对基层社会自治共治各类主体给予评价表彰,通过监督评估激励树立党组织威信和话语导向。

(二)组织引领:党建引领组织覆盖与示范导向。1.党组织功能定位牵头抓总。基层党组织书记要有第一责任人的担当和领导自觉,必须坚持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牵头抓总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善于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2.党建引领支点“全覆盖”。党建引领的支点应设置在党支部层面,网格和楼组作为最小单元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城市社区与农村情况不同,农村地区党建区域面积大,适合建立“村居党总支―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三级党组织网格体系。城市居民区相对集中,适合建立“街道党工委―居民区党支部―楼组党建”三级组织网络体系,强化基层党支部的号召力。3.阵地建设突出服务引领。依托党建服务中心的牵头协调功能,引领统筹工青妇开展工作,建立“党建服务中心―党建服务站―党建睦点”三级党建阵地体系,在社区形成“党支部领导团队―党员融入团队―团队凝聚群众”的服务引领体系。4.书记带头人孵化先锋群体。建立“书记班长―党务工作者―党员志愿者”的队伍体系,可成立一批明星书记带头人工作室,发挥其辐射孵化的“传帮带”功能,形成分层分类的党务人才队伍。

(三)自治引领:党的领导贯穿于“四位一体”自治全过程。1.自治议题的策划者。在“四位一体”的联席会上居民区党组织要掌控会议议题的提出,党组织要主导会议决策方向和内容。2.前期介入的主导者。居民区党支部对业委会、社区自治团队等的成立和人员选定提前介入,依照程序提前策划沟通协商掌握党员和居委会干部符合条件的优先进入业委会的提名权。3.组织嵌入的培育者。在社区自治团队中渗透与培育党员负责人、联系人,保证自治组织团队组织引领。4.规则制定的领头者。基层党组织牵头,带领自治组织协商制定自治公约、议事规则,引领自治程序,不可放任自流。5.议事平台的召集者。居民区党支部要主导议事会、听证会、评议会平台,召集主持会议,并善于广泛听取民意,组织动员居民有序参与基层自治。6.利益矛盾的调解者。面对自治中的难题和分歧,基层党组织要扮演老娘舅的角色,在尊重依法自治的前提下,通过自治平台化解基层矛盾,运用掌握的行政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10)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基层组织,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事关一个城市的安全有序运行、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城乡形态、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基层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为整个区域及国家的应急治理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撑。但与此同时,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中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应急治理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一、基层社区在应急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虽然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仍有不少短板亟待解决。1.应急防控体系不完善,居民协同联动和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突发事件事关社区居民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整体的平稳运行,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协同解决。由于社区群众参与社区应急管理的体制有待完善、居民对自身作为社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晰等,人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不高、意识不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能迅速融入协同联动的应急事件处置机制中。这要求我们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健全社区组织的参与机制,着手完善与社区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激发居民自治活力,提高基层社区的应急治理能力,以便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挑战。2.基层社区人员的应急能力不足,应急人才缺口大。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迫切需要专业的具有高水平、高素养的社区管理人才。当下,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学习能力较低,公共服务意识欠缺,不能为居民提供精细化服务,面对突发事件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应急人才短缺导致基层社区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此外,某些社区工作人员还存在着亲和力差、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方法不恰当的情况,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3.基层社区应急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应急演练开展不够扎实。社区宣传是民众了解突发事件处置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的重要举措。就目前来看,基层社区针对居民参与社区突发事件处置的政策宣传力度还不够,致使许多民众对政策缺乏了解、对应急治理的内容把握不清晰。此外,由于基层社区针对应急突发事件制订的预案以综合类和消防类为主,因此,当其他类型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基层社区难免出现应对不力的局面。与此同时,社区民众在应急演练中的参与度不高,导致某些应急预案演练往往停留在方案阶段,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基层社区提升应急治理能力的途径

1.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立稳应急治理的核心。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社区处理应急事件的根本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重大突发事件的制胜法宝。在处置应急事件的过程中,基层社区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员应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认清自身责任使命,这是提高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的关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p4)基层社区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必须办事关人民生活的实事、做解决燃眉之急的好事、解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难事,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全面履行应急治理职责。二是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培养高效精准的应急执行力。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2]基层社区要有责任意识,做到精准发力。基层社区干部是社区应急治理的关键力量,因此,要努力培养更多既懂管理、又懂专业、还能应急的复合型领导干部,提高基层领导干部应急处置的预判能力、决断能力、执行能力,确保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社区干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用好科学的方法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迅速理清思路,找到重点,按照科学防治有效联动的模式制订出合理有效的举措,实现应急事件防范化解与可持续化发展的一体化[3],绝不能自己先慌了手脚。三是提高社区公共决策民主化水平,构建广泛参与的立体式应急机制。基层社区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一定要发挥强大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将各方力量汇聚起来。坚持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前端化解;坚持以网格化、结构化的管理模式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坚持强化组织力量,合力化解矛盾危机,构建党统一指挥、人员结构合理、社区功能完善、应对反应灵敏、工作协调有序、运转快速高效的社会运行秩序和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还应通过理念引领、政策倾斜、财政奖励等措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管理,完善多主体间协同参与应急管理主体体系。[4]2.坚持文化自信,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区民众共识。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吸收传统文化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落后,古人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可以利用的技术力量比较有限,因此,提高治理能力成为古人应对突发事件最核心的要义。基层社区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治理智慧,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二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凝聚社会共识。基层社区要运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开展家风家教宣传,使社区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的未来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基层社区可以凝聚社区群众的共识,在基层社区中产生共同的价值认知和价值评价。唯有如此,基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进而统一战线,以最快的速度、最协调的行动投入到突发事件的处置当中。三是依法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在形势不明朗、事件走向缺乏把握的境况下,民众会渴求获取更多的信息,这导致话语生产、传播与交流的频率显著提高,进而引发各种不同话语的“大爆炸”。其中的危机话语会持续地造成人们情感、观念和认知的激烈冲突和深刻矛盾[5],使民众产生恐慌心理。基层社区要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做好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要公开、及时、准确信息,回应群众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情;要坚决依法制止和澄清各种谣言,以稳定社会情绪、增强民众的信心、防止人们焦虑恐慌。3.强化科技赋能,优化治理结构,创新基层治理举措。一是构建应急医疗物资保障体系。要加大公共卫生防控建设投入,优化医疗救治体系;要加强公共卫生学科和专业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健全医疗应急机制,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同时,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加强基层社区体系保障,搞好统筹协调。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强化基层社区应急治理的科技赋能。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统局限,是基层社区提高应急治理能力的有力武器。要建设智慧社区,进一步将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到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中,为基层社区研判潜在风险、制订精准的防控措施、优化资源调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提供有力支撑,实现智能化响应、可视化指挥、闭环式处置,提高网格管理的精度、拓宽社区宣传的广度、提升应急治理的速度。三是提高物资储备效能,建立物流应急体系。按照社区集中管理、物资统一调拨、做好平时服务、突发事件应急、采储有机结合、运转便捷高效的原则,通过实体储备、协议储备、能力储备等方法,健全统一高效的国家和地方应急物资分级储备保障体系,构建应急物流系统,打造应急电商物流平台,关键时刻调得出、供得上、保障好。四是扎实开展基层社区应急演练。基层社区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采用更直接、更有效的方法,模拟灾害发生时的真实情境,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居民参加应急演练的积极性和获得感,带领居民学习并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提高居民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应急知识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防灾救灾能力和应急管理水平,以期在灾害来临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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