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汇总十篇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1）
一、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及其应用分析
（一）分析法的基本情况
其实所谓的分析法，主要就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将某一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划分和拆解后，对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对象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的属性和本质的，从而形成一种将复杂化为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人文地理学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学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更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人文地理对构建和谐人地关系，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在不断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也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促进领悟我国人文地理学的新发展。
（二）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
1.降低了人文地理学的复杂性和繁琐性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由于我国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数量的增多，研究时间的长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人文地理学中进行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繁琐性，加大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难度和深度。通过采用分析的方法对人文地理学进行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采用了分析的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研究对象的组成因素和变化规律等方面似乎更加的清晰、明确，降低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复杂性和繁琐性，简化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过程。
2.克服了研究对象的假象误导
人文地理学主要是从地域的角度出发展开相关的研究和考核活动的，但是由于人文现象的组成内容十分复杂和繁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对象和周遭环境的联系的紧密性和混乱性，所以同时也就给研究对象增添了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能够及时的将研究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了解到研究对象的本质，不受假象的迷惑。
（三）人文地理学常用的分析法
1.区域分析法。人文地理学中常用的分析法就是区域分析法，任何的人文现象都是具有一定的特征和规律性，区域性作为人文地理学独有的特点之一，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区域分析法主要是从空间的结构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切入点，掌握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整体分布，利用比例的方法绘制出相应的图纸，使研究对象更加形象化、具体化。
2.时段分析法。时段分析法，顾名思义就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对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时段分析法正是根据这一特点对研究对象展开分析的，通过研究对象由简单变化为复杂的过程，了解研究对象的变化的规律和特点，使人文地理学在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的完善。
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综合方法及其应用分析
（一）综合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表现
1.能够有效地摸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综合方法在人文地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十分积极和重要的，由于人文地理研究的复杂性和繁琐性，人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假象的迷惑和干扰，而综合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进行科学、细致、严谨的综合，就能够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进行研究和综合，最终摸清研究对象的本质。
2.巩固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
人文地理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研究和涉及问题面很宽，大到军事地理、天下观念、地域宗教，小到疾病分布、地图思想、风水思想等；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人文地理学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使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解，动摇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而综合的方法则能够通过地将人文地理学所涉及的方面之间的联系性进行分析，使研究对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充分的发挥了人文地理学的独特优势，有效地缓解了人地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区域的健康持续发展，巩固了人文地理学的地位。
（二）人文地理学常用的综合法
1.区域综合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区域综合法，在对研究对象采用了分析法后，根据得出研究对象组成部分和发展规律等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为基础进行综合后，得出不同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和发展规律就会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的构成主体和使用功能也都不尽相同。
2.动态综合法。人文地理学中的动态综合法主要针对研究对象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的研究进行动态的综合，从而研究得出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段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规律，同时对研究对象为了的发展趋势进行推测。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2）
【作 者】郝亚明，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天津 ，30007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4-454x(2008)04-0066-007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system of chinese ethnology
hao yaming
abstract：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ethnolo gy is worrisome.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is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between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systematization.t his greatflaw on methodology system is pretty disadvantageous to teaching and scientificresearch.this paper neatens the ordinary research methods of ethnology firstly ，and then clarifies the problems of systematization of methodology system of ch inese ethnology.at last，the autho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main frame of method ology system of chinese ethnology
key words：chineseethnology；researchmethods；research sit uation；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system；systemization
一、民族学研究方法的现状
民族学是以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①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历史 悠久、文化丰富多彩的国度，民族学的发展获得了充分的养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 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引进、译介和阐释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民族实 际，开展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工作。在经验研究方面，中国学者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无论是 早期还是当代都有一批民族志成果令西方同行瞩目。然而，相对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而言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则乏善可陈，与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相比更是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停滞不前已经成为困扰民族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从研究现状来 看，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相当令人担忧。
第一，民族学研究方法在民族学学科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作为 学科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却很少有学者以民族学研究方法作为专业兴趣或研究领域；民族学 研究方法类的专著或教材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令人满意；专业学术期刊中研究方法探 讨类文章的比例非常小，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学者对个体田野经验的总结、反思及感悟，是 经验研究的一种“副产品”。
第二，民族学研究方法长期停滞不前，方法陈旧，更新缓慢。由于研究力量的不足，加 之重视程度不够，国内民族学界对“新分析方法的介绍、评论并不积极，有意识地运用到自 己的研究中就更为少见。”②尽管有学者不断呼吁民族学研究中要重视对其他学科研究方 法 的借鉴，③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趋势尚不明显。同时从其他学科引进的研究方法由 于 适用性的问题或与民族学学科的整合不够导致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经常尚未推广就遭 到学界广泛的批评与反思。如定量研究与数理统计方法在民族学人类学界长期处境尴尬， ④未能发挥其应用的作用。民族学研究方法有出现固步自封的倾向。
第三，民族学研究方法缺乏系统性与体系化。在民族学科中，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之 间展现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密切关系。⑤各个流派在开创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相应形 成 了自己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当前国内民族学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主体上属于各个理论流派 研究方法的简单累加与堆砌。对于这些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缺乏一种理论上的整合及体系化 的建构，导致杂乱无章局面的出现。民族学研究方法系统性与体系化的缺失，无论是对于指 导经验研究，抑或是进行研究方法的教学工作都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加强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开展对现有研究方法系统化与体系化整理工作，初 步构建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查漏补缺，通过对西方研 究方法的引进以及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对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完善与重构。基 于这样一种思考，本文力图在整理归纳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厘清我国民族学 研究方法在系统性与体系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基本框架的初 步构建工作。
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
通过对民族学常用教材和学术文章的整理分析不难看出，民族学研究方法存在术语繁杂 、理解各异、层次不清、表述混乱的缺点，给民族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探讨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民族学研究方法缺乏统一的体系构建，民族学研究 者忽视了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化与理论化问题。
(一)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归纳
为了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我们必须将当前国内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术 语进行整理分析。现尝试列举一些代表性文献中涉及的研究方法术语：
1.在宋蜀华与白振声主编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 有实地调查法、观察与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法、调查会法、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 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 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⑥
2.杨在《民族学调查方法》一书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有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调查方法、开调查会的调查方法、个别访问和观察法、亲属称谓的调查方法、自传的调 查方法、地图调查法、居住调查法、历史溯源法、统计调查法、综合调查法。⑦
3.施琳在《论西方民族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一文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 有比较研究法、文化残存研究法、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文化亲缘关系法、系 谱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历时研究法与共时研究法、整体分析法、归纳法、田 野调查法、影视记录法、结构主义方法、“群体一格栅”分析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主 位方法”与“客位方法”、地理分析法、社区研究法、个案调查法。⑧
4.施正一在《广义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提及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术语有马克思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田野调查法、直接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叙述 法、阶级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逻辑方法、历 史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从低级到高级的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⑨
以上四篇文献基本囊括了国内民族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术语。其中有部分研究方法存在名 称不同而所指一致的现象，如谱系调查法、系谱调查法与亲属称谓调查法，实地调查法与田 野调查法，居住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定点跟踪调查法与历史溯源法等。通过合并相同相似 方法，并适当考虑方法的重要性和常用性，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术语可以大致归纳如下：唯 物辩证法、实地调查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观察与 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法、调查会法、问卷调查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 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数理统计法、历史分析法、文化残存研究法、阶级分析法、功能分 析法、结构分析法、历时研究法与共时研究法、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归纳方法与演 绎方法、社区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影视记录法。
(二)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区分
上文通过文献整理的方式，列举了近三十种常用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如果再考虑一些不 太常用或不太重要的研究方法，总量可能会达到五十种之多。民族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名目繁 多、体系混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众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方法糅杂在一起。主要表现在： 研究方法的层次混杂、理论研究方法与经验研究方法的混杂、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 的混杂、专题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方法的混杂。这种混杂局面一方面混淆了方法之间的内在 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民族学研究方法学习和理解的难度。因此在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的 体系构建之前必须对方法之间的关系予以厘清，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大致划分和整 理。
1.研究方法的层次区分
民族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很多的内容，它 的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们通常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划分为三个不同 的层次和部分，即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和技术。方法论所涉及的主要是研究过程的 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针对具体学科而言，它就是规范一门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 系。研究方式指的是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具体方法和技术指的是在研 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各种特定的程序和技术。⑩国 内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问题。如施正一认为民族学方法可以分为三类 ，即“指导方法(或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或本科学的主要方法)和具体的应用方法(或 通常应用的一般方法与有关科学的一些特有方法)等”；b11何星亮认为民族学方法包 括两个层面，“一是方法论的层面，二是研究法和调查法的层面”；b12王建民将民 族学方法分为理论层面、策略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三个层次。b13但国内很少有学者 利用研究方法的层 次性问题来彻底厘清不同民族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或进行方法体系的构建。沿袭这种思路 ，本文将民族学常用研究方法进行划分，结果如表1所示。
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它们之间有层次上的差别，但是 各种方法论、研究方式以及具体方法技术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方法论影响研究方式，研究 方式直接决定具体方法技术，不同层次方法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或对应关系。以实地调查研 究方式为例，具体方法技术层次中的观察与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与调查会法、问卷调查法 、谱系调查法与自传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影视记录法等都是实地调查法的具体实施方 式。同样，个案研究和社区研究也可以视作实地调查法的实践形态。
2.经验研究方法与理论研究方法的区分
学术研究通常可以分为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与之相对应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经验研 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方法。狭义的研究方法指的是经验研究的方法。b14由于民族学学 科的传 统，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通常将理论研究方法也包含其中，因此常见方法中有很大一部分属 于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对二者进行简单的区分可以降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复杂 性，有助于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经验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指资料的收集与资料分析的 方法；理论研究的方法指的则是“透过抽象概念探讨建立概念体系”或“透过抽象理论分析 以解释某种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根据概念上的区分，可以将民族学研究方法 进行如下划分，结果如表2所示。
3.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的区分
资料的收集方法指的是按照一定的模式与程序从调查对象那里收集研究材料的过程；资 料的分析方法指的是根据所收集材料的特点采取特定方式进行处理分析并得出研究结论的过 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民族学研究方法进行如下划分，结果如表3所示。
4.专题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方法的区分
所谓一般研究方法指的就是通常所言的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与方法 。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有一些研究方法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 析方法的范畴。如自传调查法与谱系调查法，这两个方法是由于生命史和亲属制度作为民族 学研究中重要的分析素材，因而以调查内容来对研究方法命名。无论是自传调查法还是谱系 调查法都是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依靠深度访谈法来进行的，其自身与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关联。 此外，个案研究法与社区研究法也属于此类。个案研究是实地调查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当所 研究的个案是社区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区研究。b15个案研究和社区研究都属 于以研 究对象的特征来命名的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与关注点在于调查对象或调查内容， 类似于进行专题研究，故本文以专题研究方法来归纳其特征b16。专题研究方法就是 运用一般研究方法针对某个特定的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收集资料并进行集中分析的研究方法 。专题研究方法的“方法性”不够明显，是否应当作为研究方法体系的构成部分 值得商榷。按照这一标准，可以将民族学研究方法进行如下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
(三)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从四个方面对民族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整理，对相互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大致厘清。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进行民族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初步构建。基本框架如 图1所示。下边对这一体系框架进行简单的阐释与说明。
1.方法论与认识论层面
中国的民族学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与发展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唯物辩 证法作为民族学的哲学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门文化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民族学具 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就学科传统而言，民族学侧重于实地调查的研究方式，强调深入到 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用体验的方式去深入理解研究对象及其文化。 这一传统显然是属于人文主义的范畴。但是民族学并非反实证主义的学科，如在研究材料的 客观性、研究方法的程序性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性等方面民族学就倾向于认同实证主义。因 此从方法论上可以将民族学定位为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学科。
在研究范式上，民族学以定性研究为主，这是由学科人文主义性质决定的。随着社会科 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同时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及研究范围的扩展也形成了 一种客观需要，一批民族学者开始大力提倡定量研究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应用。坚持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学较为理想的研究范式。
在民族学的研究过程中，以什么眼光来看问题是个重要的前提问题，也即是认识论的问 题。民族学的研究发端于对异文化异民族的研究，在这样的过程中自然涉及到研究视角的选 择问题，即“用本地人的观点来努力理解文化”，还是“从人类学家所利用的观点出发去研 究文化”。b17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问题。民族学研究中非 常强调主位研究视角。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是互补的两种研究视角，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时间维度也是学科方法论中重要的问题。民族学研究历来重视历史的方法，注重时间因 素对学科研究解释力的影响，我们通常所言的定点跟踪调查法(历史溯源法、追踪研究)就是 将时间因素加入到研究设计中的典型方法。民族学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紧密结合。“前者主要考察文化的历史变迁，比较的是同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差异的 原因和过程；后者则是专取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进行研究，比较处于同期的不同文化系统之 间的异同。”b18
社会研究中研究者普遍使用两种逻辑推理方式：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归纳方法的过程 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一组具体的观察结果推导出一般性的规律和法则；演绎方法的过程是 从一般到特殊，即从理论出发，通过现实中收集的资料来对一般性理论进行检验。民族学研 究重视实地调查，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得到研究资料，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来得出研究结 论并进行理论建构。这种研究思路属于典型的归纳方法。但也有部分民族学研究是以“理论 检验”为目的的，如一些“再研究”或“反思性研究”也带有一定演绎性质。
2.研究方式层面
民族学的研究方式可以归纳为四个：即实地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 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其中前两者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方式，后两者属于理论建构 方式。在这些研究方式中，实地调查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式，很多教科书中将其作为唯一的 研究方式进行介绍。要说明的一点是，之所以把历史文献研究法作为经验研究方式，是因为 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一样提供研究素材供研究者进行分析，不同的只是两者一个提供的是历 史素材，一个提供的是近期的素材而已。而跨文化比较研究法与跨学科综合研究法都是提供 了一种思路与构想，以指导研究者对研究资料进行处理分析或理论建构。
3.具体方法技术层面
民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技术种类繁多，可以大致划分为资料收集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有观察与参与观察法、个别访问法、调查会法、问卷调查法、抽样方法、专题 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以及影视记录法等。民族学资料分析方法有可以细分为定性资料分 析方法和定量资料分析方法两种。定性资料分析的方法有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文化残 余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定量资料分析方法有数理统计法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三、关于本文的补充说明
在学习民族学研究方法及阅读民族学方法类学术文章时，深感我国民族学研究方法在体 系化方面存在的着重大缺陷。本文即是对这方面思考的一个初步成果。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体 系化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好处：有利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工作，提高民族学专业学生的方 法水平；有利于厘清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关系，有效指导民族学经验研究工作；有利 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为民族学方法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对话平台。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communication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 （p114） 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会(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 （p2-4） 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 （p4） 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 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 （p25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 （p23） 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 （p187） 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 （p2） 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 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 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 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 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 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 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 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 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 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 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 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 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 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 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海龙、何勇. 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刘强. 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j]. 淮阴师专学报，1997，（4）.
[3]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 传播学概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5]胡翼青. 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王铭铭.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丈化人类学散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佩克・库西著，张晓翔等译. 人，这个世界[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等译. 文化模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怀特著，沈原等译. 文化的科学[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常燕荣、蔡骐. 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卷第2期，2005年3月.
[11]蔡骐、谢莹.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j]. 新闻大学，2004年夏季号.
[12]郭建斌. 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 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13]蔡骐、常燕荣.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4）
1当前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中运用定性研究存在的问题
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在引入定性研究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以及整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障碍，在当下医学与社会科学的探索性接触中表现为:一方面，医学界在引进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既有对“异域风情”的热望和期待，也有一种基于丧失自我而产生的忐忑和焦虑，禁不住追问定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在输出定性研究的过程中既有被认同的自豪与满足，也有一种基于“嫁女”而产生的疑虑和不安，为定性研究可能在转介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而焦虑。这种相互怀疑和张力构成双方合作的潜在障碍。出现这种局面，医学和社会科学双方都难辞其咎。一方面，医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将定性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视角进行切割，将定性研究简化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技术，并移植到自身领域。这种移植的实质是在维系本学科传统(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合法性基础上的削足适履。其后果是采用定性方法收集资料，却又希冀对定性资料进行定量处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界在潜意识里将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升到理论层面，淡忘了定性研究本身存在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不仅怀疑其他领域的研究者理解、接受和操作定性研究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他者”发展定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2关于定性研究的认识误区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在方法层面(包括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资料收集的层面来看，定量研究使用统计抽样法则确定研究对象，采用问卷、量表等结构化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资料;定性研究则采用理论抽样规则确定研究对象，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档案等半结构或开放式方法收集文本类资料。从资料分析的层面来看，定量研究基于数理统计使用推论的方式对研究问题及假设进行检验;而定性研究则基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等)使用归纳的方式得出结论。深入考察，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存在于方法层面。换句话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虽然更多表现为方法上的大相径庭，但双方基于不同知识传统建构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对立才是形成这种张力的根源。借用人类学的视角，这种对立构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为“他者”的局面，也是阻碍双方相互理解、认同和接纳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医疗及健康服务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在方法差异之外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区别［1］。在他们看来，这种深层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问题、研究目标以及秉持的社会理论这三个方面。
在研究问题方面，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数量的问题(例如某种现象出现的频次和频率)，定性研究回答的是定性的问题(例如某种现象的性质和实质，发生的原因和机制);在研究目标方面，定量研究侧重可靠性，定性研究侧重有效性;在社会理论方面，定量研究的出发点是结构理论，定性研究的基础是行动理论。这一比较分析不能说完全精准，但不乏洞见，已经触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自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问题关涉的是问题的类型和意义: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研究目标是关于知识生产和评价的标准:什么样的回答是有价值的?社会理论则指出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对研究本身必然产生的影响:研究问题和方法背后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洞见揭示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属两个不同的知识传统，各自有着自己生产问题、知识的路径以及评价标准，同时暗示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衡量和评价标准。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领域对定性研究的重新认知意味着崇尚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霸权的一种内省，这为开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这种平等对话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之上:定性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指引和设计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视角。因此，如果医学研究者希望引入定性研究，那么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和掌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定性研究，更需要理解、认同和采纳定性研究背后的理论视角。
3定性研究的理论视角
从历史起源来看，定性研究源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接触和碰撞，具体表现为西方文明在认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试图理解非西方文明的努力。19世纪末，伴随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定性研究也被确认为必要且合法的研究方法。相对于西方文明来说，非西方文明是作为一个异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人类学强调以“他者”的视角来理解“他者”，而西方文明在理解异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并借助“他者”的视角来反观己身，实现对本文化的理解。20世纪20年代，经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努力，定性研究被引入社会学作为研究西方社会、城市文明的一种必要研究方法;60年代之后，定性研究逐渐扩展到经济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领域。梳理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的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透视定性研究的理论视角。早期的医学人类学致力于描述和理解异文化(包括现存的原始部落、非西方文明传统)的医学知识体系，比如疾病名称、分类、病理解说和治疗手段。在与西方的生物医学比较之下，这些非西方社会的疾病知识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迷信，而相应的治疗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毫无科学依据的巫术。
文化相对论的出现使得西方文明能够将非西方文明置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重新考察，从“他者”的视角，而不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想当然地以简单－复杂、落后－进步、原始－文明的框架来解释非西方与西方的差异。当然这一过程对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经历过两次大战的冲击，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逐渐凸显，在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得到强化的文明自信受到挑战，西方社会秉持的信仰、价值甚至科学体系越来越受到来自内部的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兴起则进一步促进了针对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真实、客观与科学的反省和解构。医学人类学通过跨文化研究，将西方的生物医学体系与非西方文明传统(比如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斯兰)中的医疗体系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医学知识和实践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是特定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产物。在此基础上，医学人类学通过反思、批判西方生物医学体系(包括教育、临床、科研、技术和卫生政策诸方面)，揭示了生物医学体系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暗示了生物医学体系的相对性。简单地说，从医学人类学看来，生物医学只是西方文明在工业化基础上建立的一套关于健康、疾病的解释和应对方法，并不具有所谓的普遍真理性。医学人类学认为，以工业化逻辑为基础，生物医学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将人看做一部机器，疾病则是导致人这部机器抛锚的问题，其结果是将“病人”与“正常人”区分开，将“病”与“人”分离开来，将生物医学的疾病知识与患者的疾病体验切割开来，使用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范畴替代患者的疾病体验，并且赋予生物医学定义、解释和应对疾病的霸权，相对剥夺患者感知、叙述、解释和应对自身疾病的合理性。最终将“治病”和“救人”切割开来，或者将医疗的终极目标从“救人”转化为单纯的“治病”。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指出病(disease)与疾(illness)分别是医生和患者对于同一现象(疾病)的两种解释模式:前者是基于生物医学的概念和理论的解释模型，后者则来自患者基于疾病体验(具有社会及文化内涵)的解释模型。不同之处在于，科学主义赋予前者以描述、定义、解释和应对疾病的唯一合法性。病与疾的分离以及对后者的忽略甚至否认是生物医学面临的核心问题。要纠正这一问题，凯博文认为，必须在承认生物医学建构疾病体验的相对性的基础上，关注患者关于疾病的叙述和体验，即从患者的视角出发，通过患者关于自身疾病的解释模型来理解患者的疾病知识与体验。这一理念显然是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视角(从“他者”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者”的生活世界)反映在医疗及健康领域中运用的产物。其实质是承认和恢复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近年来，生物医学包括精神医学愈来愈强调患者参与医疗的过程，强调从“治疗”到“康复”的理念转换，包括提倡社区康复及同伴教育，不能不说是西方社会沿着这一脉络反思整个生物医学体系的产物。
4定性研究的实质
当下，经由多种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参与和发展，定性研究的运用领域大大扩展，具体方法也不一而足，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文献法、话语分析等等在内的研究方法都被贴上了定性研究的标签。不论这些方法的形式如何变化，定性研究的实质在于如何通过研究对象的视角来理解研究对象。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根据自身在异文化地区的研究经历提供了如下方案: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长时间(至少一年)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并掌握当地人的风俗和习惯，才能学会从他们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他们的生活。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实地工作(fieldwork，人类学领域常见的另一个译法是“田野工作”)，其核心是参与观察。简言之，参与观察的实质是把研究者当做研究工具投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以参与的方式进行观察，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互动，经由研究者的亲身体验来收集研究资料，最终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人类学认为，只有通过研究双方的高强度互动，才能帮助研究者摆脱基于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真正理解，而不是从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使用研究者既定或预设的概念框架去剪切、翻译研究资料。不难看出，人类学实地工作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存在重大不同。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工具是可校准的、外在于研究者的;而在实地工作中，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研究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必须避免的，以期获得客观的资料;而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互动被视为获取有效资料的唯一途径。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场景是受到研究者高度控制的(比如实验室，或者通过结构化问卷的方式进行控制);而在实地工作中，研究者应该尽量避免施加控制，使研究在接近自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进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研究者得以聆听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叙述，观察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行为，了解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通过结构化的问卷获得研究对象在特定时点和场景下对自身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的公开表达(publicstatement)。在人类学看来，日常生活是复杂的，作为行动者的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既受到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形塑，同时也必然操弄、改变和塑造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境下的公开表达往往并不反映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和思维，很多时候只不过反映了他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或者对研究者需求的感知。
因此，人的语言、行为和思维之间既不具有一致性，也不具有可替代性。参与观察强调通过研究双方的深度互动来收集资料就是希望在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状态下，综合比照考察研究对象的叙述、行为和思维，以期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这一点对于医疗和健康服务研究来说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治疗依从性的问题为例，在人类学看来，人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并不具有同步性。掌握正确的知识不一定带来态度的改变，而态度的改变也不一定就会表现为事实上的行动。因此，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状况既不完全取决于患者对疾病、药物知识的掌握和对服药重要性的认知，也不完全取决于对治疗效果的感受，而是很可能受制于其他诸多因素，比如医患沟通、患者的工作性质、生活模式、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等等。相应的，如果要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单纯强调疾病和药物知识教育的干预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定性研究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实地工作，并且由于学科制度和规范的原因，在医学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引入原汁原味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必然存在诸多客观限制。比如人类学要求的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在特定的医疗及健康服务研究中可能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事实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经历了发展和变迁，被引入到不同研究领域(包括健康服务)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研究方法［5］。重要的是，在具体方法差异和变迁的背后，定性研究的内涵和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仅不回避研究双方的互动，相反就是借助这种互动，通过研究者的亲身经历来收集研究资料。比如在深度访谈中，定性研究强调访谈双方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者，访谈是对话性质的双向交流，而不是由研究者按照预先拟定的问题向研究对象收集自认为需要的信息的单向调查过程(即研究者主动提问，研究对象被动回答)。同时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也不仅仅是访谈对象讲述的口述信息，还应该结合观察的方式，通过观察访谈对象的表述方式、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实现对叙述的综合理解。
5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运用定性研究的价值和方向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5）
【作 者】周颖虹，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91-004
the ponder on case study of the zhuang study zhou yinghong
abstract: zhuang study is a branch disciplin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aking the zhuang national minority and its culture as the object.at present, the zhuang study already has obtained the magnificent achievement. but it also has some insufficiencies, one of these examples is that the case study is still weak.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it is the necessity to strengthen the zhuang study's case study.
key words: zhuang; study ; case study;anthropology
一、研究背景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目光。从19世纪西方学者对壮族的研究到今天壮学学会的成立、壮学系列丛书的出版，壮族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开拓创新，完成了从壮族研究到壮学研究的质的飞跃。其研究成果可谓成绩辉煌，大量论文、论著不断发表，由覃乃昌的《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对壮学研究的梳理可见其详情。近些年来，随着《壮学论集》的出版和《壮学丛书》中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干栏文化》等的出版，壮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但在成绩面前，我们也不可冲昏了头脑。我们有必要居安思危，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
从覃乃昌的《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下)对壮学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是从宏观上论述，具体的微观的研究较少。例如，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发表的壮族与其他民族的比较的论文大都是从宏观上对两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至今，壮学研究总的来说，整体的宏观研究较多，成果显著，而微观的个案研究仍相对较少，缺乏细致的分析，还需加强个案的研究，才能真正从点和面两个层次上把握壮族文化。
二、壮学研究的人类学属性
潘其旭指出“壮学是一门以壮族社会群体及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领域，属一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分支学科”。①其研究具有人类学综合性和发散性的特点。壮学研究的综合性是由壮学研究的对象壮族所决定的。李富强教授也认为，壮族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壮族，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壮族，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我们要全面研究壮族，就不但要研究壮族的自然生物方面的特征也要研究其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这就涉及到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我们必须借助许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才能对壮族有比较全面的研究。
人类学强调整体观，认为“研究一种人类行为必须研究与此行为有关的其他各方面的行为”。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某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非常适合的，能够获得全面的、宏观的、整体性的认识。壮学产生的学术背景便是人类学的参与，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整体研究法即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整体之中或将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关联性、情境性。人类学的宏观性调查即是在比较大的区域调查或进行跨区域调查。比如，壮族地区、西南地区等。
人类学亦强调微观，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来探求整体文化的构成。微观调查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范围内进行调查。“微”是指深入到生活实际，收集多方面材料，对研究对象进行深描，以便揭示研究对象与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泛泛而谈。
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观，强调每个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价值，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应以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来评价其文化的价值，而不应以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来评价其文化价值，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合作及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人类学提倡文化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认识文化之间的异同。人类学的观点认为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是获得通则的方法，可以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从而真正认识某一具体文化。
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主张实证研究，通过文物文献搜集、参与观察、个别访谈，深入实地，获取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基础上的。
人类学还常常从主位或主客位的相结合或交差的视角来阐释文化。
不少学者已经认识到“壮学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其人类学属性”。②人类学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壮学研究中。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文化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等逐步为壮学研究者所接受。但由于一种新的东西被接受的速度取决于它与接受地人们的原有的文化的契合程度，因此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文化比较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等被接受的先后和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人类学的理论是丰富的，壮学目前对人类学理论的运用，还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对进化论、历史残余分析法、文化比较法、跨文化比较法用得较多，对功能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结构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族群等新理论和概念用得较少。例如，人类学的整体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整体观念相契合，因此最早被中国学者所接受。21世纪前，壮学的族际研究相对较弱。21世纪后，壮学研究加强了族际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出版了《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现在还需要不断拓展与国内关系密切的壮侗语民族、汉族和国外关系密切的越南的岱、侬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和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的比较研究。田野调查方法到21世纪才被重视。20世纪的壮学研究“用的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资料，而这些材料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很肤浅的，甚至有悖事实。但我们的研究者却满足于将这些材料七拼八凑组成一个‘壮族社会文化图景’，而不愿或没有‘走进山野’，做深入的田野调查。新概念的提出就无从谈起，20世纪的壮学研究陷入材料术语陈旧，无法与国际对话的尴尬境地。”③可见缺乏对点的深入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画起来的“壮族社会文化图景”之朦胧和瑕疵。而个案研究法多是具有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在运用，其他的研究者则用得比较少。壮学的个案研究还相对薄弱。
三、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人类学既强调整体，也强调个案的研究，也就是点与面的结合。整体与个案的关系是面和点的关系。面由点构成，点构成面，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只有将整体和个案两个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完整的全面的认识。
整体研究法是指对某一文化进行全貌的深入研究，反对从作为整体的文化中抽出个别要素进行跨文化比较。狭义的整体研究法指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功能学派整体论认为构成文化或社会的各个要素之间紧密地相互关联而构成一个整体，只有当文化被看成是一个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时，才能确定任何文化要素的意义。即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时，将其置于一个整体之中或将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关联性、情境性。对于壮学而言，就是将壮族放到整个人类、国家或是壮侗语民族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看清壮族自身的定位，或是将壮族的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又称个案法、案例研究法、④个案研究⑤。这一术语最初起源于医学诊治病案和侦破学中的刑事案例。它可以被定义为：经由对个案的深入分析以解决有关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是以个人或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如小组、班级)为研究对象搜集和整理有关各方面的完整的客观情况及资料。心理学上指搜集某个人的家庭情况及社会地位、教育影响、职业经历、事业构成、健康条件等历史资料加以分析，从而探究其心理特征的形成和人生发展过程。⑥人类学加以借用，用来进行文化的个案研究。个案法虽然以个体为调查对象，以个人或家庭为调查研究的单位，但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去发现整体，通过对个案的调查，探求一个社区群体文化的构成。个案因此被界定为“一个整体”，是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⑦个案研究又称“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微”指的是深入到生活实际，对对象进行文化深描，以求贴近生活的原味，使人们能获得一个形象的感性的认识，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社区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是一个变量，有大有小，广义的社区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民族的分布区域。但在实际调查中，社区多是微型的，在其范围内，容易进行参与观察、定点跟踪、个别深入访谈等，并直接体验、亲身感受调查对象的文化氛围。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在调查点呆上至少一年时间，以便对调查对象有全面、动态、深入地把握。
总之，个案研究法具有连续性、动态性、全面性、细致性、生动性，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追踪研究和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的分析，能够很好的把握研究对象的动态过程，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其复杂性，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及的。其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是由其选择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同类性质或一个地域的特征。即使研究对象不具有典型性，则其研究成果亦可解决研究对象的实际问题。个案研究也存在它的局限性。如个案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受到研究者知识结构等的影响，其推广的价值也因此受到影响。研究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可能主观地倾向于收集符合或能证实自己事先理论假设的材料或关注这样的现象，忽略其他材料或现象。资料的提供者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会影响到材料的客观性，访谈对象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也会影响到其讲述内容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
个案研究法至今在壮学中的应用仍比较薄弱。李富强教授因此1999年曾在一个研究壮学丛书的出版规划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丛书应该发挥引导学术方向的功能，“壮学系列丛书”应该有一部分是以深度个案为基础的个案研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的覃德清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个案研究还不够重视。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传统哲学习惯于整体研究思维，人们对个案研究的认识还处于模糊阶段，要全面了解和认识个案研究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的壮学研究是宏观整体的研究，地域性实地调查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正说明了目前的壮学研究注意到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的一面，而对人类学注重个案研究，注重精确分析，从细微处见真理的一面重视不够。第二，个案研究法本身的局限性。虽然个案研究法在对个别研究对象的全面和细致等方面优于其他方法，但个案研究法具有主观性和个别性，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广还有待探讨。这使不少人仍然对一个社区或村落的个案调查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民族或社会的状况持怀疑态度。
我们要看到任何研究方法总有它的优越性和局限性。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个案研究法的局限性就放弃它，而是要把个案研究放在整体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即将个案研究法与整体研究法相结合，同时提高研究者素质，增加访谈人数和范围等，力求客观。这样既能克服个案研究的局限，又能发挥它的长处。
四、结 语
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具有复杂性，其内部总是存在许多差异性。壮族由于支系众多，分布地域广阔，加上与不同的民族杂居，其内部的差异性、复杂性可想而知。要想对壮族有个全面的认识，光是整体把握是远远不够的。不去探究构成这个整体的部分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对这个整体的结构也并不能清楚地了解。其所描述的整体也就成了没有各个侧面的模糊的整体。将这种对壮族的泛泛的整体认识放至具体的地域或支系并不能一一对应，必然会使人们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因此壮学研究有必要加强对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汇点成面，才能达到对壮族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整体的全面认识。
人类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基础之上的，要加强个案研究，只有走进田野，老老实实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得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用人类学的理论对材料进行分析，从而获得理论的升华或解决问题的参考意见，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壮族文化的复杂性。
总之，虽然壮学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人类学属性，但人们对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的接受是有个过程的。因此，壮学研究的人类学性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信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法将在壮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加强。这将有利于壮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增强壮学研究的应用性，即服务于现实中壮族民族自觉和发展的需要。
注 释：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6）
（一）论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论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以说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层层梳理，提出明确的论点，并逐一予以阐释、 论证的研究方式。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属于论证型论文。论证型论文通常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部分组成。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因果法、反证法、引申法等。
（二）评述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评述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领域的某一成果或具体观点进行褒贬不一的综合性评述的研究方法。根据评述对象的不同，评述通常分为文献评述和会议评述两种不同类别。运用评述研究方法所撰写的。论文通常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钚- -味对已有观点或成果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面驳斥，而是综合各方面观点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述。评述型论文通常包括前言、主题和总结三个部分，与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论证型论文相比有明显区别。在评述型论文的撰写中应特别注意对评述对象资料的搜集要尽完整，使用的文献资源也应忠于事实，最大程度保证评述的客观性。
（三）调研方法
调研方法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论文研究方法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运用调研方法撰写的论文就是通常所说的"调研报告".根据调研报告撰写的论文就是"调研型论文".调研方法是基于真实的社会实践调研，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整理后，再开展客观分析的一种综合性学术研究方法。调研方法最常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也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调研型论文通常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通过调查去研究某些社会现象，得出有关数据，归纳相关规律，为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或参考。
（四）考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考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学科领域或社会实践中的某- -问题 ,以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辨明是非的研究方法。通常意义上的"考证"多指对古籍、古证的考察或修订。现在的考证含义已有所延伸，不再仅局限于对古籍的考察，而是指对事实的考核和例证。
考证方法常用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考证型论文-般包括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与其他研究方式不同的是，考证型论文的研究方式需提出新的考证观点，否则只是延续前人的考证结论，考证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
二、适用社科论文的研究方法介绍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 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 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 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 问卷调查法 ,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 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 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 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 研究提纲或观察表， 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 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系统性和可重复性。 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 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 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 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 发现其中的问题。 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 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 借助各种方法技术， 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 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3、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 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 从而全面地、 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 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 其作用有： 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 有助于观察和访问。 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 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 在自然条件下， 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 根据观察、 记录、 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 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 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 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 理清关系， 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 的方面的分析。 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 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 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 从而能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 揭示内在规律。
5、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 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 2000 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 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6、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 加以调查分析， 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
（1） 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
（2） 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7、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 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 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8、模拟法 （模型方法 ）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 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 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 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 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9、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 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10、信息研究方法 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 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 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 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11、 经验总结法 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 使之系统化、 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12、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 它将已有的现象、 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 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 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 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 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 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13、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 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 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 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 ,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 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 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 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 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
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 模糊数学 分析方法。
14、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7）
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始于“五四”前后。民俗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吸引了大批学者，应该说民俗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由收集整理，特别是现在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又迎来了民俗学研究的新高潮。但是民俗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各项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存在滞后现象，其学科发展也不尽人意。当某些圈内人士大谈民俗学研究的繁荣之际，实际上民俗学的研究和工作却逐渐走进了死胡同，鲜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近来关于十余所大学中文系一致取消民俗学课程的事实，也间接证明民俗学的地位；上述问题的存在已长期未能根本改变。
这种局面的形成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民俗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研究方法、思想意识的落后甚至僵化是其原因之一；许多研究者跟在其他学科的后面亦步亦趋，或者以拾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牙慧为乐事；有些研究人员本身隶属于其他学科，研究民俗学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要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应理清民俗学现状，改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国民俗学派”，服务当今社会，服务文化兴国战略。
钟敬文先生生前一再提出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在其《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对中国民俗学的结构体系做了具体构想。钟敬文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并非是说中国民俗学界就只要一个学派，而是说中国民俗学研究整体上应该与外国民俗学研究，如英国民俗学研究、法国民俗学研究、日本民俗学研究等有区别，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中国民俗学应该走自己的道路。钟先生所说的中国民俗学派是一杆大旗，希望它迎风飘展，屹立于世界各国民俗学研究之林。但中国民俗学如何才会迎来繁荣，走向辉煌？那就要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模式，创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多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研究民俗学。
一、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方法
提倡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创立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式，并不否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1846年，民俗学创建于英国，只有仅仅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民俗学更是一门新兴学科。
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首次揭示研究歌谣的目的是文艺的与民俗学的。1928年初，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期刊和丛书，并举办民俗学讲习班，影响颇大。30年代初，杭州又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继承并发展了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著作，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以及黄石、闻一多等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论文。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指出民间固有文化的优点和学习它的重要，因而在西北并扩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搜集和运用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潮，给“五四”以来这方面的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科学起点。
由发展历程可见，民俗学在中国的创建与发展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都不够成熟，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引进研究成果，借鉴相近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科优势，对促进民俗学发展的意义很大。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民俗学属于人文科学，所谓人文科学，“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它是关于人类价值、人文追求及其表现的许多学科的总结”。从与其他主导学科群的关系看，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专注于外在事实，着力于探求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它主要关心的是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所探寻的是人生活的目的、信念和理想，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个性及其实现，人的情感的、道德的、艺术的、审美的需要及其满足等一系列关涉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因此，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学科。所以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规范，民俗学做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方法有其相通的一面，民俗学的研究必须借鉴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因此，在民俗学研究中，应吸收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研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调研难度大，对调研人员的要求高。在必要的理论指导下，调研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调研成果的水平。对民俗学的调研，必须采取多学科综合调研方法，借鉴国外和台湾的调研经验，吸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调研特长，将田野作业、定量分析、信息系统处理等纳入民俗学的调研方法之中，以期取得民俗学研究的卓越成果。
二、区别对待，“立体化”具体研究不同的民俗事象
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就是对民俗事象的研究，要改变原来的“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运用“立体化”的手段进行研究，就是不论哪种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拿来用，不问“姓”什么，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都可以，既对表面现象进行记录、整理、研究，又要对内部规律深入挖掘，形成理论体系，丰富民族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礼仪，以反映其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要了解某个民族的习俗礼仪，就必须深入调查和研究其源流之来龙去脉，多方位、多层次地全面探索，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人口的众多与疆域的广大决定了在许多方面都会体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表现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应该是这样，民俗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应该例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民俗事象。民俗学研究人员和基层的民俗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对不同的民俗事象应区别对待，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不可照搬照抄别人、他国的研究成果。
民俗学隶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论域极其广泛，但其核心仍然是要论说人文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就必然要论及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这些相关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人文科学方法赖以确立的基础和依据方面的问题；另一类则是制约或影响人文科学方法的人文科学性质和特征方面的问题。其中，前者最为重要的是人文科学的对象和目的，这是它自身独特方法的前提。或者说，人文科学的方法必须适合于自己的特殊对象并服务于自己的特定目的。后一类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是人文科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及其历史进步问题。只有弄清这两类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及其合理性，也才能真正说明人文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人文科学对人文世界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发掘、领悟、传承和宏扬人文世界所蕴含、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换句话说，人文科学的宗旨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完整地反映人文世界、获取关于人文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结合特定时代的需要来问询、了悟和觉知人文世界的意义，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目的。同时民俗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地域的改变而变化着的，这就要求在研究时应具体分析不同的民俗事象，多方位、多层次进行研究，才能够揭示出不同民俗事象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建构自己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创立“中国民俗学派”，让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屹立于世界各国民俗学研究之林，屹立于人文科学研究之林。
三、做好民俗学理论研究，服务文化兴国战略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8）
“中医西传学”是2012年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学科立项始建的培育学科，属医学-人类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该学科是通过人类学实地调查，描述传入西方社会的中医的形态、历史、演变，揭示其文化模式，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理论支撑的学科；并以中医西传学的研究来反观自我，为中国本土中医的发展提供参照。国内外对中医西传的研究刚刚起步，空间巨大，学科内涵丰富，但国内外鲜有研究文献论述，有待研究人员深入探讨。国内已有学者在法国做了20年中医学与人类学结合的田野调查，并带回大量相关文物和图文资料[1]，为我们有依据地开展独创性研究、推演历史、提出创新观点、发现崭新视角和建立培育学科奠定了基础。为此，本校2013年初成立了中医西传研究所，并开展了相关工作，经过前期的研究积累，现已初步理清了中医在法国的传播脉络，现总结如下，冀与同仁们探讨，以促进相关研究。
1 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梳理研究的背景和基础
经过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已大大改变了我国民众的生活及价值观，而中医却作为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望者，保存着最丰富、最纯正、最完整的传统文化内容，并且充满活力，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她不仅是当前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还具有现实生存能力（并非展品或作品），特别是暗含后现代性，符合当代西方价值观，具备西传的潜力。因此，中医是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对象。
中医学作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不断向周边及其他国家传播，而我们目前对中医在西方社会传播的认识、对中医西传学的研究仅为冰山一角，尚待学界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医知识虽早在17世纪由赴华耶稣会传教士寄回的书信介绍到欧洲，但真正具有规模化的临床应用（针灸）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由时任法国外交官的苏里耶・德・莫朗先生自云南府（昆明）所习针灸知识的广泛传播为缘起，至今已带动中医其他部分在西方落脚生根。法国是西方针灸的重要发源地及针灸大国，且中药、推拿、气功等中医技术亦日渐流行。法国在中医传播中的地位特别重要，理应作为西方中医学传播研究的开端。
我们的研究基于长期在法国田野调研的成果和文献研究[1]。目前已收集到100多年前苏里耶・德・莫朗先生将中医针灸技术介绍到法国的相关文物、照片、信件和大量文献资料，如苏氏中医针灸手稿、著作，苏氏自创金针、银针，其携带至法国的针灸铜人、明堂图、针灸大成、滇南本草及其他中医古籍，大量苏氏生平照片、其外交官礼服、佩件、用具等，另外还有其他中医传播史上重要人物的著作、手稿、照片、法国针灸用品及中医药书刊等，以及在法国的实地调查、访谈的影像资料，已收集的图文资料和珍贵文物已达2000多件。
2 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梳理研究的意义
我们利用文献、文物资料承载的丰富史实，遵循历史事件，清晰梳理脉络，推演、讲述中医从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并在西方世界发展和广为运用的历程；利用长期建立的多途径合作关系继续采集信息，完善和补充细节，还原和研究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真实面貌，进一步解读中医在法国传播的现象。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1 以法国为范例研究具有代表性
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沉淀，在各国传播，并与世界其他文明逐渐融为一体。法国作为欧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特点决定了中医在法国的发展和变迁的历程，而法国作为中医在西方传播的重要发源地，作为范例进行研究具有较强代表性，有特殊意义。
2.2 是对历史细节的补充和完善
梳理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历史脉络，还原和再现真实情景，总结和归纳中医传播规律和特点，是对中国医学史乃至世界医学史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对充实云南外联史、外交史也大有裨益，故清晰梳理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2.3 综合运用人类学等方法开展中医西传研究是一种创新
本研究结合了人类学调研，通过原始文物资料研究，梳理脉络，生动立体再现中医在法国传播细节，建立了与之配合的图文档案库并提供利用。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方法开展中医西传研究是一种创新，能很好地支撑中医西传学学科建设。
2.4 为在其他西方国家开展中医西传研究积累经验
中医在法国传播相关研究方法和实践能为我们下一步开展中医在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脉络梳理、文献档案保护与发掘、西方中医人类学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2.5 具有重要的档案学意义
文献档案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中医在法传播进程中产生的丰富图文档案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但目前研究着重于翻译和整理层面，而对文献（物）的研究利用过程极易对原始档案形成破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正在进行文献、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研究，并将制作多媒体科普软件、读物，用于博物馆实施科普教育等，为研究者们提供准确、详实的数字信息；同时弥补中医西传文献数字化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空白，更好地保护原始文物和档案，为建立档案全宗提供先决条件，有重要的档案学意义。
2.6 增强中医西传文献的利用率，提升文献价值
我们收集的众多原始文献蕴含巨大的信息，珍贵的资源未能被查检和有效利用，间接地影响了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效力，与“中国、中医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不协调，我们已着手建设直观的图文资料信息检索平台，将能有效提高中医在法传播文献资源的获取效率，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文献的利用率，提升文献价值。
3 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基本脉络
经过自1993年以来近20年间的调查研究，以及自2010年起中医西传学研究团队在欧洲进行的4次人类学田野调查回访，基本掌握了中医针灸由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的大致脉络。现有文献研究呈现出法国中医（针灸）传播的历程曲折而离奇，围绕几个关键人物传播的脉络较为清晰。如法国驻昆明外交官苏里耶・德・莫朗8岁时认识了旅法中国文人丁敦龄，后者向其开启了东方国度神秘的大门，影响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于1901年初被派往北京的京-汉铁路公司，抵达中国不久就接触到针灸，借助流利的汉语，随师学习基本针法、重要穴位及脉诊，并获赠不少珍贵的医籍。后被法国外交部聘为汉口领事馆翻译，并在上海、昆明等地任职。1906-1909年在法国驻昆明领事馆任副领事期间，苏里耶・德・莫朗不但达到其外交生涯的巅峰，也是其针灸术实践和完善的阶段，对其后来行医、施教有决定性影响。回国后，他向当地医生传授针灸临床技术，西方中医从此具备了可被观察的临床形态。因苏理耶・德・莫朗先生的作用，中医在西方得到推广，他也因此被西方人尊为法国的“针灸之父”，中国针灸逐渐从法国向整个西方世界传播，并掀起经久不衰的针灸热潮。在针灸带动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学习、研究和接纳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2]。这一传播历程的轨迹和规律值得我们深入梳理研究，很多细节有待补充和考证。
4 项目研究进展
目前，我们正继续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国实施长期参与性观察与深入访谈，获得中医在法传播的整体信息，将所观察的现象与西方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真正感受西方群体对中医的认识和接纳的观点，从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原委。结合人类学研究方法，借助档案学、信息学等方法对中医在法传播文献档案开展数字化保护研究，并运用文献研究法，检索和利用国内外中医药文化在法国传播相关资料和信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还原历史事件，展现中医传播历程和特点。我们已较清晰梳理和呈现了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历史脉络和情景。
我们已基本完成相关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将在进行整理、分类、标引、编目等工作基础上，配合其传播的清晰脉络，做好图文数据库的研发和建设，以便为学者们提供快速、高效、准确的中医在法国传播的丰富信息和情报，同时编撰相关科普读物和专著进行详细阐述。
2013年6月初，课题组成员吴永贵教授申报的“中医药文化在英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已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表明我们采取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医西传得到学界认可，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能夯实本校在中医西传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了更好地促进与国内外中医西传学者及人类学家关于中医在西方社会传播研究领域的探讨交流，2013年6月底，本校主办了“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国际论坛”，来自法国、美国等15位外国学者与国内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的16名专家就中医西传和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作了深入研讨，实现高层次对话，促进了沟通和交流。本校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在西方的传播已成为优势与特色，在国内外已步入领先行列。我们将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研究，以更好地支撑重点学科、博物馆建设等。
5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经过前期对中医在法国传播的长期调研和积累，收集到大量珍贵丰富的图文资料和文物，充实到中医西传博物馆进行展示；本课题团队成员在旅法期间，对中医在法国传播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与法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中医研究教学机构建立了长期的稳固联系与支持协作，很好地协助了我们获得调研资料，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也为我们提供了资料补充；同时也得到其他各界的大力支持，为项目开展和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中医自20世纪30年代就在法国成功传播，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档案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开展中医在法国传播独特范例的研究，对中医文化传播的研究是一种创新。我们对文物资料已进行初步分析研究，理清了中医在法传播历史发展脉络，今后将深入文献研究并建立中医在法国的传播相关图文档案库，为中医学走向世界提供史料支撑和为学者还原历史，是我们建设好中医西传学科的必然举措；同时也有利于继续深入开展中医文化“走出去”研究及其他后续研究，为发现中医西传现象及其后的普遍规律，提出科学问题并探讨研究得出结论，进一步凝练学术观点，对中医在西方的发展瓶颈将有所突破，找到中国文化自己的西行之路。总之，我们以中医在法国的传播为例开展传播脉络的梳理研究和图文资料的整理研究将有助于促进中医人类学研究的进程。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 人文地理专业；计量经济学；研究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14-0040-03
作者简介：刘新华，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计量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教改课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应用研究——以人文地理专业《计量经济学》为例”（编号：125000－0161）的研究成果。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为一体的综合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70余年的发展，其理论日臻完善，应用十分广泛。计量经济学是经管类的核心课程，开设此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学会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它合理的来研究经济现象。因为计量经济学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以学好计量经济学对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经济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计量经济学得到了各个高校相关专业的极大重视，目前各大高校人文地理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主要面向的是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是统计分析一类的课程。从我院多年的教学情况来看，尽管学生们心理都很清楚这么课程的重要性，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想学好，然而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却不是很好。笔者长期以来从事该门课程的教学，教学活动中也尝试了各种教学改革，本文通过对教学实践的观察和体会，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教学中只有贯彻好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特点组织教学，才能搞好教学，才能取得师生双方满意的效果。
一、人文地理专业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必要性
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类活动与地球表面状况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的基础学科。古时候的地理学主要描述人类周围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活动的要求，在逐步积累地理知识的基础上，地理学对地球表面的各种现象提出了假说、解释，通过各种途径探索地球表面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规律。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生产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增强，人类对地理环境作用的强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显著突出。由于地理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对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了地理学的变革，促使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地理学的定量化研究是随着计算机的发明、改进、发展和普及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的地理学研究中，广泛的定量化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此相对应，各个高校的地理专业开始注重定量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比如，开设计量地理学、统计学等课程。这里应该指明，计量地理学是以统计学为主要内容，或者说是统计方法的地理学应用。显然，地理专业增设定量方法的课程，通过教学活动，对培养我国地理人才、促进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明的是，这一类研究方法课程的内容大都以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为主体，它们和地理学的结合不甚紧密，看上去与应用数学课程无异，这些属于学科发展的问题，本文不涉及这个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它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人文”二字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仅指社会文化现象。人文地理学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则指社会文化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始终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总会与经济如影随形，即便是研究社会现象，或多或少也会和经济有关，可以说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社会经济现象大都具有随机性特征，因而统计学方法成了该类现象重要的研究工具。社会经济现象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有些影响因素可以量化，也有相当多的因素无法量化，对于无法量化的因素，需要更多的数学技术加以解决。由于计量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的结合，可见计量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理应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1.专业知识背景不同，学生知识基础良莠不齐。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计量经济研究的是现实经济问题，计量建模是以对经济现象清晰、透彻认识为前提；同时，计量模型变量的设定、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及模型检验等部分全部需要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而且，在模型构建、假设检验、模型估计等部分对学生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学习计量经济学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通过理论学习和各类实践，掌握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能够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灵活运用这种工具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动态计量经济学、时间计量经济学等更高级的计量经济学技术打下坚实基础。
实际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基础知识难以适应教学目标的要求。部分学生的数学、统计学基础薄弱，对计量经济学原理及方法理解困难。就研究生的生源来说，跨专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院人文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有很多具有不同的专业知识背景和研究方向，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本科阶段是地理专业的学生，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旅游、城市规划、历史、经济、土地管理、经济贸易等文科专业，甚至还有外语、哲学等文科专业。即使是地理专业，其教学计划也会与经济专业不同，不会涵盖全部的计量经济学先修课程。况且不同的本科专业，不同的院校，其教学计划也会不同，课程设置不同，教学要求不同。因此，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要学好计量经济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2.没有适合的教材，学习内容不明确。计量经济学是经济专业的核心课程，计量经济学教材是适应经济专业需要而编写的，因此教材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学特色，而地理学特色弱，目前还没有适合人文地理专业的教材。因此，当务之急是编写一本适合地理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教材。笔者在教学中采用的是李子奈等编写的高教版教材，这本教材适合研究型学生使用，教材的通俗性不强，不适合作为自学参考读物。从多年的教学经历来看，虽然选用的教材大体上是可以应付教学需要的，但仍然存在与地理研究结合不紧密的问题。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并非是数学模型的简单堆砌，学习计量经济学必须对经济理论、对所研究的现象有透彻的认识，具备扎实的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而目前我国计量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仍遵循着一套传统的方法，虽然大多数教材中涉及一些经典计量模型和经济理论，但是要体现出来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远远不足的。笔者在教学中采用的是李子奈等编写的高教版教材，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虽然教材强调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但不少学生还是认为它是孤立于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的课程，更接近于一门数学课。学生的这种看法不是偶然的或是个别的，这说明教材的编写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有教学设计上的问题。
3.教学重过程的推导，轻实际的操作，研究性教学不足。高校大多数课程的教学过程采用的是传统的方式，几乎都以讲授为主，课堂教学方法单一。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主要注重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注重过程的推导，对如何从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却讨论得较少。计量经济学虽然利用了很多的数学方法，但毕竟不是数学，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数学推导上只能是事倍功半。对于那些数学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对于数学推导并不感兴趣，进行长篇累牍的数学推导只会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更乐于接受比较现成的思想和结论，教学应该是有的放矢，按照客观情况因材施教。
研究性教学是以研究、探讨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教学活动，即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进行的，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探究性、交互性、实践性、启发式、开放性和自主性的教学特点，研究生课堂教学应该以研究性教学方法为主，现在大部分研究生课堂教学还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很少让研究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这种教学和学习方式以传授知识为主, 重视知识的继承，重视演绎，忽视知识的创新，这种“填鸭式”单向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对于研究生而言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改进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门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生自身的因素、教师因素、学校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要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根据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以便对症下药。本文主要从课堂教学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我们觉得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是核心，是改进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1.加大实践教学，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去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没有实践，只是纸上谈兵，学生不可能真正掌握计量经济方法。在实践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改变教师的主体地位，教师可有意地寻找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学习形式的改变增加了学习的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的数理基础普遍不好，而且参差不齐，学生缺乏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对于较深的数学推导更是觉得晦涩难懂。如果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处理经济中的问题。计量经济学之所以使许多学生感到难学，除了一部分学生的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知识掌握较差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课时少，这样不能为学生深入学习提供足够的时间保证。加强实践教学，增加实践的教学时间，减少课堂上有关数学推导与演绎的部分理论授课，使教学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实践中，转移到原理的应用上。既能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增加学习的乐趣，又能使学生摆脱枯燥繁琐的数学演算。实践教学环节并不是留几个实际的问题让学生动手去做那么简单，重要的是让学生真正动手亲自完成一个计量模型从建模到应用的整个完整过程。在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如果能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践教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以研究性教学方法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二字，具体表现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上。研究生创新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训练和培养，应从教学模式、培养体制、实践手段、环境因素、导师队伍、教育观念等多方面着手，课堂教学是最直接的培养和训练方法。计量经济学教学活动可采用多种研究性教学方法，主要有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将学习内容设计成问题，或由学生提出问题，让学习者通过解决问题来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原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案例分析法就是运用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由教师或学生提供案例作为教学剖析的对象，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体验和感悟案例情境，吸收案例讨论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内化为自己所学知识，增强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研究性教学的基础是案例或问题，实施研究性教学方法的难点在于案例和问题难于设计。由于大学教师缺乏实际工作的背景，要设计出高质量的案例或积累源于实际工作的研究性问题并非易事。因此，搞好研究性教学的关键是教师要多接触实际工作，多积累案例与问题。这就要求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努力提高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以便实施高质量的研究性教学。
3.结合专业特色，确定适合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可以通过教材体现出来，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教材对搞好教学活动十分重要，一本好的教材应该与专业有较好的结合，在人文地理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由于没有适合本专业的教材，只能利用经济类专业的教材。因此，本专业的教材建设是一项紧迫的事情。由于地理学主要是从区域的角度探讨地理要素的分布规律，一般研究的是宏观问题，因此地理学的研究具有区域性和宏观性特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必须围绕这个核心，在此基础上组织教材的建设。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原理、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利用软件来实现。考虑到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增强实践性教学以及研究性教学，教材建设应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教材应包括软件运用方面的内容。目前，计量经济分析最受欢迎的软件是eviews，由于eviews软件是面向对象的，对使用者的编程要求不高，软件的可视性极强，以此，该软件得到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教学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的推崇。国外一些计量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也是用eview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的。
参考文献：
[1]欧宗启.如何在研究性教学中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6).
[2]陈小鸿,黄亚平.关于高校研究性教学若干问题的理性思考[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1).
[3]彭长生.文科背景下计量经济学教学的问题与改革[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6).
[4]戴平生.《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刍议[j].统计教育,2007,(10).
[5]汤茂林.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多样化问题[j].地理研究,2009,(4).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篇（10）
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地理学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中心的形成，新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建立在近代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之上的丰硕研究成果。但决定一门学科质的转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化和知识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的理论建设。因此要探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道路，就无法离开对于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进程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但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地理学的最高层次，也是地理学近代化的必要基础。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其理论水平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1 地理研究的兴起与面临的问题
1.1 对地理学应用价值的认识
科学的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一点又依赖于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及其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1]。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大，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地理学的需求日益迫切。“内政、外交、民生、国防，凡所举措，无不赖有地理研究为其根底”[2]。这种迫切的需求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社会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地理学的社会价值。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社会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在这种新旧适应转变当中，能够予新适应以实际帮助的科学虽然很多（如历史、工程等），然其中要以地理学最关重要。地理学是新旧适应转变中的指导者，他不但可以说明这种适应，并且可以知道新旧适应转变的方向”[3]。地理学可以“告诉人类，使之有所警戒、预防、适应、利用和种种应遵循努力的途径，以求生活的安适向上；以求衣于斯、食于斯、老死而葬于斯的‘场所’，成为一个人地调协，欣欣向荣的生活空间”[4]。甚至有学者认为，地理学的“机能为使未来国民精确构想人类活动之大舞台之世界，由之而使关于彼等身旁所发生之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之思考日益精确，而使判断趋于健全”[5]。地理学的社会价值已使它成为新时代人们必需具备的知识。
地理学以其为“新邦建设之一动力”而受到社会的重视。20世纪20~30年代，高等学府中的地理系和地理学会纷纷建立。这些教育与研究实体的出现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6]，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为了了解国际间的关系、“为了发扬民族观念”[7]，为了沟通日益分化的各门科学[8]，也是为了普及地理学知识……。当学者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专业领域时，却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研究方法，甚至连研究范围也模糊不清。社会的需要促成学科的建立，而学科的建设则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深入。
对地理学多种应用价值的认同，虽然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地理学的重要性，但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即地理学仅是一种工具、一种知识而已。以社会需求、经济效益代替科学价值，必然造成学科研究方向多变、难以正常发展，甚至造成了学科的危机。因此，一门学科的真正发展在于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
1.2 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学者的认识
对地理学科学性质的不同解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早在17世纪，德国学者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 varenius，1622~1650）在《普通地理学》一书中就对地理学的内容及范畴进行了研究，并将地理学分为普通地理学和专门地理学。瓦伦纽斯的地理学概念远远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19世纪伴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学者已无法掌握整个地理环境的全部知识。学科的分化成为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现代地理学就是在学科的不断分化之中向前发展的。随之而来的是，地理学已经由一门科学变成了一个科学体系。当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时，就产生了地理学是否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与其它学科发生叠置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世界都通过学术界在问：什么是地理学？”[9]对此不同国家的地理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②]。这种对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对当时世界的地理学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以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中心的不同学术流派。
由于地理学研究范围很大，致使一些学者误将地理学看作是各学科的背景知识[10]，或把地理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察点”[11]，加上地理学发展之初学科本身又不够健全，因此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任何一种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裁。地理学既不如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那样有着明确的自己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材，且所有的内容，亦俱为新发达起来的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分划开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所以，地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有组织的，完整而独立的科学，乃成为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争论的一个大问题。”[12]多数从事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认为：“地理学的立场，实在处于极困难的地位”[13]。
作为世界近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传入是多方位的，其中既有欧洲思潮的影响，也有美国学术观点的影响。因此对地理学中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就显得更加活跃，而且也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
当近代地理学传入之时，缺少数理基础、以文字描述为其特色的传统地理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观念上的碰撞更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于地理学的科学特性及科学价值的更为广泛的思考与争论。
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相比，中国地理学者还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从传统研究方法向近代方法的转变问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步无不包含着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尤其如此。中国古代著作中包含有大量的地理记述，因此可以说地理学在中国是一门十分古老的科学。然而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地理环境的科学则刚刚起步，因此地理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在内容上它们有着延续性，因此许多学者把近代地理学看作是对古代地理学的更新，是“旧径重开的一条新道”[14]。但在方法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前者“只注重事实的铺张，而忽视原则的推演，只注重个别的叙述，而忽视综合的解释；换言之，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15]。
其次，西方的环境派和景观派等不同学术流派的观点同时传入中国，需要中国学者对刚刚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地理学在中国应如何发展，中国的近代地理学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建设，也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地理学者的思考和理论研究的进步。
“理论的系统是现代科学的灵魂”[16]。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完整的研究对象、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应用领域。为了解决这种困难，中国学者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任务、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地理学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有学者希望通过分析和对比东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异同，找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差距。一些学者还将新的观测手段和方法引入地理学，试图通过改进研究手段来加强地理学的科学性，这些努力促进了地理学的进步，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成果。
2 对地理学的定义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者中，留学归国人员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他们留学国度不同、师从观点各异，从而进一步造成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定义的多元性。
30年代中期李长傅曾总结了10多位国外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17]，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外著名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均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例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赫特纳(alfred hettner, 1859~1941)、白吕纳(jean brunhes, 1869~1930)、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等。这些来自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代表性的定义，多强调了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和对地理要素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些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一门学科的定义，必须具有科学内涵、具有完整的有规律的体系，反映出这门学科的性质。地理学研究的地表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地球表面，而是综合着大气、海洋、地层、生物、人类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此地理学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两者之间的交叉科学的认识，是定义地理学的前提条件。研究内容决定了学科的性质，在整个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多数学者把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认为地理学是“以自然科学为立足之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18]，“地理学走的是社会科学的道路，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19]。虽然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上不同学者的认识并不相同，但这种对地理学跨学科性质的认识，成为地理学家的共同语言点。在此基础之上，地理学者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地理学的定义，也是对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是地理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基础。由于跨学科而造成研究内容上的复杂性，使学者们很难简单地概括出地理学的定义。综观中国近代学者对地理学的多种定义，主要有几种倾向：强调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空间区域分布规律的研究、强调自然规律的综合研究等。
一些学者用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来定义地理学，如王益崖认为地理学是“以地球为人类之住所，而研究其自然人文两方面诸般现象之科学”[20]。但这种定义很难突出地理学的独立性。因此，有些学者强调地理学“不是研究这无数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各地域诸现象综合的认识，……地理学以地域诸现象的综合体之认识为任务”[21]。
20~3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中国地理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多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20年代初，姚存吾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学者对于地理学的较为普遍的认识，将地理学的定义归纳为[22]：(1) 地理学为叙述地球表面自然的人事的现象之科学；(2) 地理学为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关系之科学。在竺可桢、张雨峰等学者对地理学定义的阐述中，也反映出了对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视[23]。
随着地理考察资料的增多和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区域地理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对象成为多数中国地理学者的共识。“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24]；“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25]。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26]。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的论文比比皆是。
上述定义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很难完全分离开，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地理学研究的复杂性，所以更多的学者强调综合考虑地理学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的研究，并将地理学的定义归纳为三个特点[27]：（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
中国近代地理学者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但可以看出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同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
尽管中国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千差万别，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不仅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对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重视，使近代区域地理学在中国有了长足进展，并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28]；地理学定义中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许多学者致力于气象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分布和民族地理分布等的研究工作[29]。
3 学科的分化
3.1 对地理学的分类
对一门学科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前所述，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地理学定义。因此对地理学的分类，不同学者划分的角度不尽相同。有根据研究内容划分的、有根据研究方法划分的、有根据技术手段划分的，更多的则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
[30]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地理学的分类方法也在不断地演变当中。因此对于这个体系的构成，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结论。而且随着它的进步，地理学仍然在不断的分化之中，据统计到70年代地理学的门类已分化到50种以上，并且地理学也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演变为自然、社会、技术三大科学交叉的横断科学[31]。
地理学一旦开始分化，人们就不得不对这一学科的构成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性的研究了。但在分类研究的早期，由于对地理学的认识不够深入，手段又不够先进，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对它的研究内容，即地理要素的划分。因为这些地理要素既是具体的、又是杂乱的，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整理、排序。对地理要素的划分是学科分类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从1905年出版的《地文学表解》中就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以列表的形式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地文学）和人文地理学，并详细论述了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地球星学、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在各个部分中，还介绍了相应的研究学科。这是较早以地理要素为基础的分类。
20年代末，张雨峰根据地理要素对人类影响的大小将其分为天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5个部分。但这种划分过分强调人的中心地位，所以有些因素超出了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为了避免上述大而杂的地理要素分类方法，30~40年代地理学者多将地理要素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部分。但在具体要素的分类中，则因研究者兴趣的不同而差异较大。40年代周立三将地理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并根据地理要素的运动规律将自然要素分为较静的地质构造、地形、水面和较动的气候、动植物等，人文要素也分为较静的房屋、耕地、道路、防御工事和较动的人、农作物、家畜、工具等[32]。
现代科学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成熟，已经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科学体系，如技术科学体系、基础科学体系和工程技术体系。对应于现代科学体系，地理学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三大基础体系。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学科分化还不完备，技术手段也不全面，所以近代学者对地理学的划分基本上没有超出按地理要素，即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地理学的范围。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地理学者将各个分支学科进行了总结、归纳，在根据研究方法的划分上，多数学者都将地理学分为以区域综合研究为主的特殊地理学（或称地理学特论、地理学各论）和以地理要素为对象的通论地理（或普通地理）两部分[33]。
因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还不健全，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经常是一位学者兼作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对通论地理学的进一步划分则因不同的学者理解并不相同[34]。但大多按照研究内容分为人文和自然两个方面。当时也有学者受欧美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在地理学的分类过程中为了强调人生地理（又称人地学）的重要性，将地理学分为自然、人文、人生三个部分[35]。指出人生地理与人文地理不同，突出强调了地理研究中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生地理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基础，是连接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桥梁，是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一分类思想虽不代表当时地理学分类的主流，但它反映出当时部分学者强调人地关系研究的倾向。
从分类情况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研究已由经验性的总结转向理论性的探讨。因此在地理学的分类中，体现出了不同的学术倾向。这种差异有利于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及不平衡，但当时学者所探讨的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学者在进行研究。
3.2 对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地理学既是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的科学’，所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它和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海洋学、动物学、植物学及人类学等，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它和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经济学等，也有密切关系。这几种相关的学科，是地理学的初基，也可以说是研究地理的辅佐工具。”[36]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与其它科学之间有着很大的交叉性和互补性，因此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近代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地理应当首先分析它们和地理的交互关系，……才不至于‘误认工具的知识，或同样研究地面现象的其他科学作为地理学的成分’；才不至于‘把性质和方法全不相同的学科，一起混在里面，以致许多科学的支属，都挂上了地理的招牌’，才不至于‘枉费其时间于其他科学之上’，才不至于犯了‘入之过深，即有越俎代庖之嫌’的毛病。”[37]
地理学既然与如此众多的科学关系密切，近代地理学者就非常重视它们之间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地理教育工作者，他们认为给学生指出这些关系，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地理学的基础。因此，在近代的许多地理学教育理论文章中和地理学教科书中，很容易找到这些论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冯景兰发表在《教与学》上的《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一文[38]。但这些论文多强调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其它科学在地理学中作为知识基础的重要性，而较少谈及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及其分界。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分类体系中，分支学科已有十几门甚至二十几门之多，但从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一些学科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更没有独立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在对这些分支学科与其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还是模糊、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分支学科与相邻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入。直到40年代末，仍然有学者在提醒人们注意在自然地理研究中“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误把其他自然科学的材料，拉到自然地理学的范围内。像气象学列入气界地理，地质学列入陆界地理，天文学列入数理地理等”[39]。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为了强调地理学的独立性，学者们也一直在努力将地理学的新兴学科与其它科学区别开来。40年代，葛绥成曾经例举了植物学与植物地理学的差别：“植物学家，若专从研究草木的生长和生理的状态，以及各种草木在分类上的地位，则与地理不相关；但一经着手与草木分布地域的调查，那就成为地理中的植物地理了”[40]。
一些发展较快的分支学科不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其与相邻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像地质学与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尽管一些学者同时承担着两方面的科研工作，但仍能明确其差异。例如当时许多学者都已能明确气象学“应用物理学之方法，研究天气之各种要素，探索其原则，而发明其公律，其实用上主要贡献在于天气预报。”而气候学“则应用地理学上之方法，研究地方性之气候状况，记载其分布，而解释其因果，其主要贡献在讲明天时与人生之关系”[41]。再如经济学“从纯粹理论的立场，来研究生产的性质、组织、和一般原理”，而经济地理学“则用地域的眼光，来检讨某种物产在地面上的分布，在各地生产的实况，以及其所以然的原因。这种研究观点的差殊，实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特色。”[42]
中国近代地理学中一些发展比较缓慢的分支学科与相邻科学的界线则模糊不清。如对海洋地理学与海洋学关系的认识，一些学者虽然指出了“水利地理就是海洋地理，水利地理与海洋学有关”，并指出在海洋地理学没有专著出版的情况下，应阅读海洋学读物，似乎已将海洋地理学与海洋学区分开来[43]，但文中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有何差异。更多的学者则把它归入水文学之中（水文学包括海洋学、湖泊学和河道学），而且也没有分清海洋学与海洋地理学的不同[44]；甚至有学者把海洋学和海洋地理学作为一个概念，成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45]。
明确地理学与其它科学之间界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强调地理学的科学地位，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地理学方法、以地理学的独特视角来解决地球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分界不清导致了研究方法上的混淆。一些地理学者甚至越俎代庖侵入其他科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受到了其它科学工作者对地理学的非难。一些学者责难地理学“不过用他科学研究的结果，把片断的知识聚集而成。只可算为杂货店的学。甚至于攻击地理学之所谓地理学，远不能称为一独立科学”[46]。
4 研究方法的探讨
随着近代地理学方法的传人，中国学者深感传统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落后。指出传统地理学只有事实的罗列而缺乏原因的探讨，并认为“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47]。学者们还认识到，“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乎其内容的事实怎样，而在乎入手方法怎样”[48] ，“凡能称得起一种独立的科学，必有他独立之点。所谓独立之点，即专指其独立之范围，独立之目的，独立之理论”[49]。要想把各分支学科统一在地理学之中，“就严格的科学意味说来，只有地理学方法论”[50]。于是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理学研究，从而促进了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同时，近现代地理学在研究资料的应用上与其它学科存在着很大的重复性：“地文地理依赖地质学家整理材料，政治地理依赖历史学家整理材料，经济地理依赖经济学家整理材料，而气候尤有赖于气象”[51]。但“地理学的重点决不在于尽量吸收其他科学的材料，而系用地理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材料，即按照新的方式以独特的观点来取材和分类。我们的注意所在不是事实本身，而是阐明这些事实之间各方面的联系，揭示整个地球空间中地理过程复杂总体的结构”[52]。因此地理学要想摆脱危机、实现学科的独立，必须从方法上入手，以新的方法应用这些资料。
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探讨地理学研究的新途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纷纷著文探讨如何改良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对地理学研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地理学者看法不一，但他们的理论探讨促进了学者们的思考，推动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改善。
30年代，张其昀针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和研究的弱点，总结出了研究地理学的四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53]。张其昀提出的这些研究途径虽然多为研究内容的更新而非方法的改进，但它至少使中国学者看到了传统研究的问题所在，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思考，学者们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李春芬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先观察后推理，先分析后综合[54]。观察是为了获得原始资料，关键还在于分析现象或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分布格局或型式，进行综合以揭示区域特征，并为所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提供验证。
许多学者对于中西地理学的差异的比较研究，也多是从方法上的差异入手的。胡焕庸对中国与法国地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新地理学研究应由旅行探险调查入手，对地理研究者应加强理科的训练[55]。
当时对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这三点也是针对中国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还有学者站到了新的高度，把考察作为一种手段，而将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分析、综合、比较。指出：“分析重在各种因素本身型性的讨探，及其对于有关事物的影响之辨明。综合重在由分析所得的各种认识，交揉参合，求得总结果。总结果是否正确，尤待和本专论类似的其他地理论著，作一比较”[56] 。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多数学者已经从理论上接受了近代地理学的观点，认识到地理学研究中应对地表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为更多的学者所应用。
20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进了地理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一代学者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左大康主编. 现代地理学辞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
[[2]] 本学会发起旨趣书. 地理学报，1934，(1), 附录.
[[3]] 顾谷宜. 地理学的范围. 地理杂志，1930，3（6）.
[[4]] 田世英. 地理学新论及其研究途径,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37.
[[5]] 何锡昌.自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 地学季刊, 1932, 1(3).
[[6]] 北平师范大学办倡地理学系计划书, 地理杂志, 1929, 2 (5).
[[7]] 詹姆斯. 地理学思想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205.
[[8]] 王成组. 地理学的旨趣和需用. 地学杂志，1928，（1）.
[[9]] 竺可桢. 新地学. 南京：钟山书局. 1933，131.
[[10]] . 地理学发达史. 楚图南译. ：中华书局，1940, 1.
[[11]] 李长傅. 地理学本质论. 地学杂志, 1935, (1).
[[12]] 李春芬. 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 地理学报，1948，15(1).
[[13]] 张其昀. 人地学论丛. 第一集. 南京：钟山书局，1932，181.
[[14]] 任美锷. 建设地理新论, 商务印书馆, 1947, 17.
[[15]] 发刊词, 地学季刊, 1932,1(1).
[[16]] 李旭旦. 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 地理知识, 1979, (9).
[[17]] 王益崖. 地学辞书. 上海：中华书局，1931，128.
[[18]] 葛绥成. 地理丛谈，上海：中华书局, 1948.2.
[[19]] 姚存吾. 地理学之解释. 地学杂志, 1922, (1).
[[20]] 竺可桢. 何谓地理学. 史学与地学, 1926, (1).
[[21]] 周立三. 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 地理，1941，（2）.（注：此文写于1929年）
[[22]] 任美锷.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 科学，1948，30(4).
[[23]] 张九辰.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区域地理学的特色及地位,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16(2).
[[24]] 张九辰.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6.
[[25]] 张雨峰. 地理学之意义与范围. 地学杂志, 1929, (1).
[[26]] 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 地理科学. 科学出版社, 1995.
[[27]] 冯景兰. 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 教与学, 1(11).
[[28]] 张其昀. 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 科学, 1935,19(11).
[[29]] 张沦波. 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 地学季刊, 193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