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饮食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1）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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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2）
虽然“吃”是本能，但“吃”的内涵有高下之分。“吃”涉及的饮食文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人们对饮食的态度，而是借物抒怀，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既有对淡泊明志的肯定和歌颂，又有对醉生梦死者的否定和讥刺。建立在中华文化统一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儒、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并构成了中国饮食的本质文化属性。它概括了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规范了饮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由这一本质所决定的，在漫长的饮食文化成长过程中不断凝练的“医食同源的辨证观”、“奇正互变的创造性思维”、“五味调和的境界说”、“孔子食道”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四大基础理论体系，是中国饮食能够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石。
中国饮食文化的“和”、“养”、“变”源于中华民族创立的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家中庸学说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儒家的“仁”、“和”的哲学思想及对饮食的积极、肯定的基本态度，道家为实现长生不老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国饮食文化以追求“食与人之和”、“食与自然之和”、“食与社会之和”为最高境界。“求和”赋予了中国饮食生存的准则，“和”衍生出“民以食为天”、“治大国若烹小鲜”、“调和鼎鼐”、“嗟来之食”等以食论国、以食论道、以食论人的中华文化特有的经典治国修身理念。
中国饮食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在儒家“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君子远庖厨”等重“有为”轻“饮食”思想的影响下，古代社会对饮食文化的研究，要么是御用文人为皇族达官们献媚邀功的产物，要么是失意文人的寄情抒怀，抑或骚人墨客们闲情逸致的生活感悟。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把饮食活动当成一种完全的被动需求，而不是主动地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饮食文化上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因而这种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这曾是中国菜肴长期走不出单纯追求“味”，饮料品种单一，缺乏创新的梗桔。从这一点也可一窥中国饮食界在世界饮食业中“叫好不叫座”的缘由。
民间的“吃”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程云在他的《中国饮食文化之根》中说：“谈论中国饮食文化的根源，可以举出三片天地：一是宫廷饮食，二是各大菜系，三是民间生活……目前，研究饮食文化的文章、书籍多把眼睛盯在前两片天地中，更为丰富多彩的民间饮食被忽略了。……民间饮食的主流是崇尚“吃”德，崇尚节俭，既保持着淳朴的意蕴，又善于创新，它们才是中国饮食文化之根。”人民大众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民间饮食理所当然是中国烹饪乃至饮食文化发展的力量之源。忽视民间饮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民间饮食既包括民间菜肴、特殊烹饪原料，又包括民间烹饪技艺，当然还包括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及其他精神层面相关的内容。
正因为饮食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思想内涵才用饮食来作比喻，这样更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也更贴切和恰当。这些“吃”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饮食的功能、饮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人们对饮食的态度，对饮食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以及由此辐射出的各种现象和事物，并扩展到很多相关领域。人们对这些饮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对饮食本身的关注，甚至于更重要（我们决不否认生存是第一需要，而饮食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因为它涉及到精神追求超越物质追求这样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这才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意义所在。所以饮食涉及的饮食文化绝不简单地是“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此凸显出的精神追求。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举世无双的中华民族饮食史，中国有关饮食保健、养生哲学、烹调心得、菜品欣赏等著作汗牛充栋。从古人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饮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孙中山先生也说：“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饮食除去它的自然属性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属性。饮食被赋予并反映了人的意识、人的思维和人的心理状态。它结合且融入了历史的、地理的、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等精神财富。发展到今天，饮食对于人们来说，就不再是简单地为了满足生存和生理的需要，不仅仅是单纯的果腹充饥了，它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社会乐趣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从要求吃饱肚子到要求吃得食美，吃得味好，吃得有情趣，这就产生了对饮食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满足和达到这一要求，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饮食思想观念；形成了各种流派的烹饪技艺；形成了数不清的菜肴食品；形成了浩繁的关于食的典章制度；形成了众多的礼仪风俗以及种种的食疗药膳等等。
饮食与文学、史学、哲学、民俗、艺术等社会科学相结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饮食不仅是一种美味佳肴，而且是一种文化象征。饮食在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饮食中有悲、有乐、有爱、有恨、有情、有趣。饮食与人们的社会活动、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紧紧地交融在一起。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3）
精。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在品质的概括。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反映了先民对于饮食的精品意识。当然，这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些贵族阶层。但是，这种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一个“精”字。
美，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这种美，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晏氏春秋》中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美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美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
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4）
宋代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是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从宋人留下的大量笔记文献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是一个情趣盎然的社会：物质繁盛，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宋代社会情趣盎然的风俗民情表现在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乐等日常生活中。其中，饮食文化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是我国饮食史上的盛期。宋代饮食风尚中体现的情趣美是宋代社会情趣盎然的风俗民情的生动写照。本文打算对宋代饮食中表现出的情趣美问题作一点阐述，希望能够从饮食文明的角度来窥探整个宋代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从一朵烟火的绚烂繁盛中想象整个宋代华美富庶，烟火人间的胜景。
陈伟明教授在其著作中《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谈到，饮食情趣是指人们的饮食心理美感，即“人们对饮食美感的追求和享受”，饮食美感包括三个方面：食物的自然美，艺术美，意境美。我认为，饮食情趣应指饮食的情调和趣味，这既包括食物自身散发出的吸引人的气质风格，充满趣味；也包括人们自发主动，有目的的饮食活动过程及为此营造的充满格调趣味的氛围。通俗而论，饮食情趣就是指围绕饮食活动而发生的充满美感的一切。我认为宋人的饮食情趣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食物之丰富，品种之繁盛；第二，技艺之精妙，饮食之雅兴；第三，装饰之华丽，促销之新奇；第四，节食之独特，寓意之深刻。现分论于后。
第一、食物之丰富，品种之繁盛
《东京梦华录》序中，孟元老描述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宋代丰富的烹饪原料造就了饮食业的兴盛，使宋代市民的食谱丰富多彩，呈现多样化和艺术化。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食物极大地丰富了宋代市民的饮食生活，使饮食充满选择之趣。人们到食店酒楼就餐，往往“逐时旋行索唤”，食店都能满足客人需求，不会使一味食物“有阙”，即使客人点的是菜单上没有的，食店也能即时供应。“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臕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④食物品种的繁盛，满足了宋人花样百端的饮食需求，人们就餐时自然也心情愉悦，充满趣味。
第二、 技艺之精妙，饮食之雅兴
品种丰富多样的食物满足了宋人的选择需求，也刺激了宋人对饮食美感的追求。为了满足“精味”、“悦目”的需求，宋人对饮食的烹饪方法用心专研，精益求精，烹饪技巧总能“惊人耳目”。以主食烹饪中的面食为例，面食烹饪在北宋时大放异彩，蒸、煮、烤、烙、煎、炸等样样俱全。宋代饮食烹饪富有情趣还体现在食品制造艺术化。食品烹饪注重色彩美，造型美，使人产生视觉上的美感，通常菜肴既是食品又是艺术品。槐叶冷淘和金玉羹之类的食物就是以色彩悦人耳目的。食物艺术化既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又愉悦了心身，充满情趣美。 宋人在饮食的行为过程中也不肯草率从事，而是烘托氛围，追求“雅兴”之趣。市民对饮食活动投入热情，将一些或雅或俗的艺术形式融入到饮食活动过程中，使其或生动有趣，或优悠典雅，充满趣味，使人能品味外之味，兴味盎然。例如宋代士大夫阶层，多好创别致、薪颖的菜肴，或以行酒令、数典故等活动来为饮食过程增添乐趣。市民到酒店食饮，也能有享受到宴饮的欢乐，有歌伎或诸色艺人前来“赶趁”助兴。
第三、 装饰之华丽，促销之新奇
情趣讲究“意境”，富有美感的饮食活动，“意境”美是一个重要方面。伊永文先生在《宋代市民生活》中指出，宋代饮食市场上新、奇、特诸类品种不断涌现，市民吃的水平已从一般的味道美转向意境美了。宋人对饮食“佳境”的营造主要体现在对饮食店的装饰上。宋代有名的酒楼，往往装饰华丽，以吸引食客。“汴京的熟食店内，常张挂名画，吸引观者，留连食客。南宋时杭州城亦仿效汴京气象，“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在宋代激烈竞争的环境下，酒楼食店为吸引顾客采用了一些别出心裁的促销手段，其中也不乏趣味。宋代比较新颖的促销方式有户外招牌广告，例如“京师卖酸餡者，皆大书牌榜于通衢”；有利用名人效应促销的，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还有利用音乐配乐的有声促销，“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令人称赞的是，宋代艺人把原始叫卖方式提炼加工，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声乐艺术——叫果子。悦耳的歌唱式的叫果子宣传，可以使听者舒心，又刺激了买者的兴趣。
第四，节食之独特，寓意之深刻
节日是人们表达对岁时或人事寄托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喜欢以丰富多彩的节日饮食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因而，节日的饮食活动自然成为了一种高雅的文化运动，充满情趣美。宋代的节日十分丰富，人们对不同的节日都赋予了特定的饮食内容，在什么样的季节和节日吃什么样的食物，已经约定俗称成，伊永文先生称此为宋代城市的“公众饮食制度”。
宋代丰富的节日食品不仅使节日丰富多彩，还具有寓意深刻的文化内涵。如元旦日饮屠苏酒是为了祈福消灾。端午节食粽子为纪念屈原之俗由来已久，但宋代粽子的制作方法日益精细，品种日益增多。煮粽子所用之水为灰艾汁，其馅，以前多用枣或糖，宋时增用松粟、胡桃、姜桂、麝香等。市井铺卖之人，亦将粽子装饰成各种形状，十分精巧，充满情趣，因而西湖老人也不禁赞叹，“天下惟有是都城，将粽凑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西湖老人繁盛录》）。宋代的节日食品也有反映人们崇信宗教的内涵。比如，由佛教腊八节衍生的腊八粥，“十二月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
宋人把丰沛的情意到食物的制作中，以高度的热情去享受食物的美味，并以诗意的心境去品味感悟，食物有滋有味，饮食生活有生有色，饮食文化则带有更多的雅的意蕴，带有浓厚的情趣美色彩。宋代的饮食行为，饮食过程是处处充满情趣的美的集合。丰富的食物种类，高超的烹饪技艺，和华丽的食店装饰以及独特的节日饮食，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宋人对待饮食，这一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别样情怀。
注解：
① 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9月第43到48页。
②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页。
③ 《武林旧事》，卷六，酒楼。
④ 《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
⑤ 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食风，第192页。
⑥ 《梦粱录》，卷十六，茶肆。
⑦ 《梦粱录》，卷十六，民俗。
⑧ 欧阳修：《归田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二，二六。
⑨ 《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都人游赏） 。
⑩ 《梦粱录》，卷十六，茶肆。
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食风，第195页。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100页。
《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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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5）
一、先秦时期的农业文明推动了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
先秦时期我国已有“六畜”之说:一说是包括马、牛、羊、豕、犬、鸡在内的“六畜”;另一说是除了马以外，其余五种再加上鱼成为“六畜”。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总之从先秦起，“六畜”就构成了古代肉食的主要部分。因为我国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肉食在饮食生活中的比重一直比粮食要小。先秦时期“六畜”进入饮食生活，表明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其时能经常食肉的仅为少数上层统治者，对平民百姓而言，只有年节及庆典时才有可能食肉。故《盐铁论•散不足》曰:“古者……非乡饮酒、媵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无故不杀犬豕。”(1)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秦时期的饮食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饮食观念。
第一，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理形成于先秦时期。我国早在殷、周时，人们就崇鬼神好祭祀，普遍悟守神圣、肃穆的祭祀之礼，所以甲骨文中有诸多祭典之称。诚如《礼记•礼运》所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臚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2)先秦最隆重的祭祀美食是由牛、羊、猪组成的“大宰”，其次是羊、猪组成的“少宰”，这些都属于比较隆重的仪式，一般用于祭天神和祖宗;如果是单祭川神，祈求丰收，仅需一只猪蹄便可;若是单祭战神，确保在战场上获胜，则祭一只犬亦可。同时，在宗庙里的神也依人间做法，依其大小排定座次，然后供奉诸神以各种美食，食物的种类按神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第二，在“天人合一”心理的影响之下，人们对现世的老人十分尊敬。因此，《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云:“礼，敬而己矣。”其中心就是孝悌。孝悌又被简称为“养”，《荀子•礼论篇》中说:“故礼者养也。”《说文》云:“养，从食，羊声”。可见，养老与美食是双向紧密联系的。《礼记•内则》篇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将养老比之美食，这是不言而喻的。《礼记•乡饮酒义》言:“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1]无怪乎孟子讲孝道，他的崇高理想就是要让70岁以上的老人能吃上肉。
二、两汉时期农业文明的昌盛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自远古时代起就以农立国，虽然牧、渔、猎业的发展历史亦十分久远，但种植业所处的地位依然居百业之冠，因而“食”在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中一直居于主要位置。所以，《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四部丛刊•管子》中载:“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司马迁也强调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尚书•洪范》则将饮食置于“八政之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足见中华传统文化与饮食是息息相关的。毫无疑义，对于洪荒之时的原始先民来说，觅食果腹就是第一需要。从野蛮时代进化到文明社会，在几百万年漫长的艰难历程中，人类向往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食能果腹、衣能蔽体。当人类社会的历史步入阶级社会后，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上层社会提供了丰足的物质条件。两汉时期的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食物的来源也得到了广泛开发。在粮食作物中除了以前的糜子、大豆、黄米、麦子等品种之外，又有了荞麦、高粱、青稞等品种。考证汉墓出土的葬品可以发现:蔬菜中已有黄瓜、芋头、菱角、葫芦、蕃茄籽等品种，而水果中已有梨、橙、桔、柚、槟榔、西瓜、木瓜等;调味品中则有花椒、胡荽、生姜、肉桂、大蒜、紫葱等，当时的农业及林、牧、副、渔等各业的发展，为饮食文化繁荣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据汉代饮食文化学方面的重要著作《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两汉时期与先秦时代的饮食已经有了较大区别。
第一，食物品种较前有所丰富。除了农林产品较前增多外，牧、副、渔业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因而肉类食品大为增加。由于食物资源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而可以根据需要较为随意地宰杀牛、羊、犬、豕等牲畜，甚至可以通过狩猎去捕获一些奇珍异禽，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消耗大量的食物资源，因此，必须由产地向其提供大量的农、林、牧、副、渔产品，以及各种食器、炊具等物，甚至还会从海外进口一些名贵海味和高档餐具供上流社会享用。
第二，烹饪水平和工艺较前提高。两汉时期的菜肴通常有生熟两种制法:生则选取鲜活之物不经加热而直接将原料制成食品;熟则将原料经各种工艺烹调之后食用。两汉时期在烹饪上已十分讲究五味调和，各地还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的口味。黄河流域普遍喜爱腌制品，而且口味较重;长江流域则喜味甘，崇尚以“大苦咸酸、辛甘行些”来调和五味。由于重味，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传承至今的主要有鲁、川、粤、苏四大菜系，堪称天下美食。
第三，饮食器具的质地和制作工艺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两汉时期手工业的发展为菜肴盛器的美化提供了基础条件。《盐铁论•散不足》载:“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班钟。中者野王臛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3)手工技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和改善，食器的有用性已不再成为唯一价值标准，而是否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或者能否显示其社会地位反成为人们的选用取向，因而一时间食器成为贵族生活中的奢侈品。#p#分页标题#e#
第四，饮食市场和饮食行业开始兴盛。其时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在一些大都市中里已出现了专门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其中聚集了各行各业，被称之为“市”，西汉的都城长安就设有九市。人们以市边为基地进行商品流通与物资交换。一些边疆城市则成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场所。由于市场繁盛，车水马龙，聚集者众，进而也促进了饮食业的发展，形成了专门供人饮食的场所:食肆。
第五，饮食文化审美水平较前提高。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内涵与质量也不断提升。遇有喜庆之事或节日庆典都设宴欢庆，并且加入乐舞等形式来增添欢乐的气氛，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两汉时期饮食文化的发展水平较前大为提高。
三、唐宋时期饮食文化因农业文明步入高峰而走向成熟
唐宋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走向繁荣，农业发展也步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南北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对外交流也十分活跃。各种饮食文化在相互撞击和交流中，不断吸取对方的优点和特长，并将先进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融入其中。烹饪工艺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含量的增加，又使餐具的造型、纹饰、色彩、质地与饮食文化的艺术风格更加瑰丽多彩。尤其是绘画、雕刻艺术与烹调艺术的融会贯通，更使中华饮食逐渐超越一般的生活形态，跨入高雅迷人的文化艺术形态，从而实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艺术化与审美化。唐宋时期的饮食之美，不仅体现在食物本身所具有的色、香、味、形、名等方面，还体现在食物与食器、饮食环境的和谐统一上。因此，唐宋是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发展趋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唐宋时期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专门论述饮食文化的论著增多;二是饮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较以前丰富。唐宋时期有关饮食文化方面的书籍，可以划分为两种门类。一种通常称之为《食经》，是专门记载饮食内容的;而另一种并非专门记载饮食方面的内容，但在记载其它社会生活内容时，较多的涉及到饮食文化方面的资料。这两类史籍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宋时期饮食文化的发展轨迹，通过对有关记载唐宋饮食文化要籍的考述，可以进一步探索与研究唐宋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食经》是我国古代以记载食品烹饪，包括制作技艺等饮食文化方面内容的著作，亦称食法、食谱等，西晋何曾的《食疏》是我国古代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食经》。南北朝时期我国食经类的著作有了较大地发展，出现了崔浩《食经》和虞《食珍录》等影响较大的著作。
到唐代时，《食经》类的著作无论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加，涉及领域也十分广泛。《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有:卢仁宗《食经》3卷、崔浩《食经》9卷、诸葛颖《太官食法》l卷、《淮南王食目》10卷、《淮南王食经音》13卷、《淮南王食经》120卷、《太官食方》19卷、韦巨源《食单》、赵武《四时食法》1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有:赵武《四时食法》1卷、《四时御食经》1卷、《太官食法》1卷、《太官食方》19卷、卢仁宗《食经》3卷、杨晔《膳夫经手录》4卷、竺暄《食经》4卷、崔浩《食经》9卷、严龟《食法》10卷、诸葛颖《淮南王食经》130卷、《食目》10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这些食经类著作中除了韦巨源《食单》和杨晔的《膳夫经手录》尚存外，其它的都已经亡佚。韦巨源《食单》中共记录了58种食品菜肴，是其官拜尚书令后，在家宴请唐中宗时所用的食品与肴馔的名册，从选料加工到造型取名都费尽心机。如“生进二十四种馄饨”，就是外形与馅料各异的24种馄饨，制作精美、十分讲究，显然已超越其食用价值，从审美角度去考察，可谓登峰造极之品。《食单》在每种食品名称的下面都记有简单的注文，说明所用原料或烹饪方法。杨晔《膳夫经手录》中将包括豆类、蔬菜、果类、肉类等在内的一些食物原料的外形特征、避忌及产地等内容逐一介绍、十分详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饮食文化的发展。
宋代的《食经》数量和种类较唐代进一步增多，而且《食经》在各种文史典籍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郑樵《通志•艺文略》已将食经作为一个门类单独列出(4)，共收录了41部360卷著作目录。从此，《食经》在文献分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这对它的流传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据《宋史•艺文志》及其它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食经》类著作主要有:郑望之《膳夫录》1卷、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1卷、《诸家法馔》1卷、《江臜馔要》l卷、司膳内人《玉食批》1卷、林洪《山家清供》2卷、《养身食法》3卷、《萧家法馔》3卷、《馔林》4卷、《馔林》5卷、《续法馔》5卷、《王氏食法》5卷、《王易简食法》10卷等。这些《食经》中除林洪《山家清供》、陈达叟《本心斋蔬食谱》、郑望之《膳夫录》、司膳内人《玉食批》尚存外，俱已亡佚。其中《本心斋蔬食谱》只有20条简单的食谱，但其奇特之处在于每条食谱除介绍原料、制法外，还皆附有即席所赋的赞辞。该书所载菜肴全为素食，而且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山菜为主，兼及水生菜;二是与民间通常食用方法有别。宋代以前，羹主要是指各种肉羹。到宋代之后，以各种蔬菜制作的羹汤越来越受到欢迎，逐渐成为羹汤的主流。此书以菜羹为重，当不愧为蔬菜食谱之最，而其记载的面糕类食品也有5条，占到四分之一的内容。《膳夫录》主要记载隋唐时期有关饮食的内容，“很可能是宋人随手抄录有关烹饪的一些记录，作为备忘录之”[2]。《山家清供》的贡献在于其记载了许多食品菜肴的烹饪制作方法，从原料的加工到菜肴的制作不一而足，人们可以按图索骥而了然在胸，因而成为唐宋时期一部较为经典的烹饪要籍。该书中的菜品除以素食为主外，还包含了以中草药为原料的菜肴。更具特色的是书中还记载了一些花馔或果馔。花馔是古代素菜中以花果为主料的、别有风味的一种菜品。宋代以前的食谱中没有专门记载花馔的内容，只是散见于本草、文学之类的书籍中，《山家清供》开此先河，反映宋人喜食花馔，而其亦非单纯求名求形，主要重在求实求味。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198-02
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内涵
狭义上来讲，“饮食文化”特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食文化，广义上来讲，它包括“饮文化”和“食文化”两部分，二者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承载着不同的饮食文化内涵。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品位，锻造了华夏子孙的健康体魄以及高尚品味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聪明智慧和刻苦奋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加强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对当代大学生精神面貌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帮助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加强自身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透过沉沉时空，对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扬，以推动现代食品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满足了人们生活所需。人们饮食生活已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饮食文化逐步趋于多元化，人们的日常饮食所需已从温饱型向丰富型和享受型转变，饮食的美感、乐趣和健康方面成为转变的焦点。消费者要演绎好饮食文化缔造者的精彩角色，更要完成好在中国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光荣使命，归根结底在于是否从全面、准确角度去理解饮食文化中的内涵。
二、在教学中灌输传统饮食文化的意义
（一）饮食文化和高校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上相一致
高校食品专业开课内容主要是食品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工业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生物化学等）；食品生产工艺操作和加工过程的研究；食品生产中的高新技术应用；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食品营养学的研究；其他食品包装、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条例、食品流通、食品质量检验等方面。作为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与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为重点。
传统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的人类食事活动内容有：一是生产，食生产。即原料的加工生产、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即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运输、消费、烹调、饮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即与饮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即饮食的认识、相关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即习惯、风俗、传统等。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食品这一行业是涉及民生的发展行业，也是百姓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高素质高技术含量的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高校专业教育方向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术含量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需要将传统饮食文化贯穿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阶段里，使技术水平含量和文化成为学生不断成长的双翼，有利于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以及学生在社会上的不断攀登。
（三）饮食文化的传承需要引起大学生的重视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名声源远流长，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外思想潮流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使中国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甚至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引导，暗示了对不同性质的文化分辨模糊，因而逐渐对饮食和文化失去了自信心。导致大部分学生盲目崇拜西方风俗文化，贬低本国民族文化，大学生的民族信心与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要弘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保护并发扬本国饮食文化，传承饮食文化要引起当代大学生足够重视。甚至把它看做是维护民族的一种权益，保护本国文化的强烈意识。因此，作为食品相关专业的学生，弘扬我国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责无旁贷。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浪下，更需要大学生不拘一格地去研究好、继承好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贡献年轻的力量。
三、在教学中传承传统饮食文化的对策
（一）充分营造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学习氛围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培养大学生的品德的提升、完美人格的树立与文化素养有机结合起来，结合《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所说的“饮食风俗文化”“饮食礼仪文化”等相关章节内容联系起来，是学生诵读经典文化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也正是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生人格修养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礼德传承。清华大学教授认为：如今在高校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问题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单纯教育，而却忽视了个人的道德情操、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非专业方面的教育。许多人认为上大学的学生目的普遍都是为了个人有一份可靠而稳定的工作，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一旦毕了业，就想要立刻赚钱，过上安稳的日子，至于民族是否兴衰、社会是否因存在某些问题而阻碍发展，都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干。目前，高校大学生内心普遍都没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可悲甚至是恐惧的一种社会现象。
2.人格素养的培养。《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要求后人生活上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激励后人发愤图强，敏而好学，学而不倦的乐观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当代大学生，让他们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积极学习传统饮食文化成果精髓的追求精神，还要注重人生的现实意义，即注重艺术品位与人生价值，注重人生自我修养和人格的建立。
（二）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饮食文化的教育
1.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造就了璀璨辉煌的文化，这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蕴涵丰富理念、政治思想、风俗礼仪等，与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更是继承了我国民族优秀文化思想。因此，高校应大量宣传并且在专业课中进行普及教育，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扩充，完善知识框架结构。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安排，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方向其中一门必修课程，得到学生对文化学习的重视，形成要学习高端技术必先学习传统文化成果的精髓。这样，将饮食文化这门课程应用于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当中，不仅增强了传统饮食文化感染力和凝聚力，而且还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化知识，完善教学制度的时效性，使学生内心世界得到丰富，这样利于学生自身素质教育的全面升华。
2.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我国饮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声誉名扬天下，中国饮食闻名于天下。例如，两千年前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诸葛亮发明馒头比西式汉堡包早一千多年，这都是古时候了不起的时明，直到现代依旧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饮食习俗。“民以食为天”，目前，传统饮食仍旧是国内外第一大行业，世界500强企业有大部分行业与饮食相关。诸如此类的饮食文化有利于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激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并且培养他们的从业信心和自豪感。
四、总结
在“民以食为天”的生存理念驱动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蕴含着人生丰富的哲理，是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自身修养、人文关怀有着深远影响。抓住人们饮食生活的要素，理解其要义，实现价值的提升，是实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民族中更好传承、更快发展，从而最终推动中国饮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文化经典能启迪学生的心智，提高个人修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教学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把大学生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引向正确道路，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展现了划时代的古老文明。
【参考文献】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17-02
一、 前言
辽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在近3000年的发展历程中，辽宁饮食以满汉为龙头、鹿鸣为创新、辽宁地方风味小吃为基础，吸取了全国各大菜系的精华，结合本地区传统口味特点，磨砺研精，推陈出新，突出自己的风格，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辽宁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一）旅游饮食文化开发的基本原则
1.充分体现辽宁的地域风味特色，以满足旅游者的求新、求奇、求特、求优等心理需要，让每个来到辽宁的游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并根据游客的消费层次和消费习惯，设计配套不同档次的旅游饮食产品。
2.注重辽宁传统旅游饮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辽宁的传统小吃很多，如马家烧卖、老边饺子等已经被评为“中华名小吃”，在保护的同时还要注意创新，突出和强调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一些小吃面临比较尴尬的境地，如果不注意保护，有一天就会从我们身边丢失。
3.饮食产品的开发要有全局观、整体观、产品应有辽宁地域特色。饮食产品要成系列，即与整体旅游产品的开发相结合，综合考虑旅游景观的特点、设施、氛围等旅游因素的特点。如沈阳故宫与满清皇家饮食的结合开发、张氏帅府与四绝菜等。
（二）实施辽宁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措施
1.树立饮食文化资源观。民以食为天，数千年来饮食从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逐渐升华为人类的一项文明享受，甚而散发着艺术的美感。其内涵博大精深，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旅游餐饮不要只着眼于为旅游者提供基本的饮食需要,而应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2.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信息系统，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发潜力，包括明确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某些烹饪原料可能产生环境破坏)、与其他旅游文化资源的关系等。
3.加强旅游餐饮业的管理。进一步完善有关的规章制度，尽可能杜绝旅游餐饮行业的不正当竞争，维护辽宁旅游业的形象。
4.开展饮食文化产品宣传。包括饮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名店、名点及各种美味佳肴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介绍、推介，尤其是在现有的导游图、旅游宣传手册、景点说明书中增加有关旅游餐饮的部分。
三、辽宁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设想
（一）转变观念，把辽宁饮食文化打造成宣传辽宁形象的窗口
就目前情况看，辽宁的餐饮业具备了向外发展的条件，但还处在一种“单兵作战”的状况，还缺乏组织。“协同作战”的任务应该由政府有关部门来承担。外地人来辽宁吃饭，第一印象就是辽宁的形象，因此我们要积极挖掘辽宁饮食文化的内涵，提升辽宁饮食文化的品味，使之成为外地人了解辽宁的窗口。如吃到“马家烧卖”就会感受沈阳的悠久历史文化，吃到“驴打滚”的小吃也同样感到阜新非同一般，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了解辽宁厚重的历史文化，从而增强辽宁的形象魅力。
为了帮助辽宁饮食文化走出本地的小圈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许多同仁做了积极的工作，如建在沈阳的“中华饮食文化博物馆” 建有十七个功能展区，向世人展示了丰富而又珍稀的饮食器具和文化，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辽宁的形象。辽宁省烹饪协会举办的“辽宁饮食文化节”不仅让家乡的人了解了辽宁的饮食文化，品尝到辽宁的特色餐饮，同时也是对外极大的宣传了辽宁。但是目前看还是有些不足，因此笔者建议今后要积极开展辽宁饮食文化系列宣传活动。可以编写《辽宁饮食文化》系列专著，系统清理我省饮食文化家底；举办 “辽宁饮食文化”大型综合性的展览，展示历史文化底蕴，激活历史文化资产，带动文化资产运营，促进市场发育；还可以拍摄“辽宁饮食文化”电视系列专题片，提高辽宁饮食文化的知名度，增强辽宁人民对本地饮食文化口头的和多种媒体的宣传意识，促进辽宁酒类、食品、餐饮等行业的9游会的文化发展，增强相关企业的ci意识；提高辽宁餐饮品牌的文化品位，增强市场感召力。而像“辽宁饮食文化节”这样的活动不仅仅要成为扩大辽宁餐饮产品知名度的一个新媒体，更要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二）加强旅游饮食文化商品的开发
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辽宁辽宁饮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着丰富的民族美食资源、土特产资源，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餐饮名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竞争，有许多名牌淹没消亡了，有的正在走向没落，辽宁的名小吃很多，诸如马家烧卖、沟帮子烧鸡、那家白肉血肠、锦州小菜等均有百年以上的传承历史，是外地来辽（下转第119页）（上接第117页）的客人首选的饮食，但可惜有的己面目全非，不仅没有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反而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抓紧时间抢救这些名牌，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还有一些民间小吃，都是民间艺人千锤百炼的精品，如果能够挖掘整理出来，肯定会为辽宁的餐饮增色不少。辽宁餐饮业还要搞大，既包括规模的扩大，也包括质量的提高。要破除门户之见和论资排辈的思想，大胆推陈出新，增加辽宁菜系的品种。以东北地区盛行的锅包肉为例，似乎就是个大众菜，但是在辽宁却经历了三次创新，民国初年我们辽宁的做法和东北其他省份差别不大，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加入番茄汁，再到近年来的菜、汁分开，这种在技法上的不断创新，这就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域的辽宁锅包肉菜品的特色。我们应善于将其和旅游活动结合在一起，使那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饮食成为名牌旅游商品。
（三）以人为本，不断提高旅游餐饮从业人员的素质
在餐饮市场发展日新月异、同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旅游餐饮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拥有高素质的员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旅游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于辽宁饮食文化的开发，要求从业人员素质高，知识面广，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不仅要懂得餐饮理论和技巧，还要懂美学、艺术、历史、民俗、养生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大力推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等工作，同时加强与餐饮界的联系与交流，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辽宁的饮食文化经久不衰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 结束语
总之，辽宁饮食文化丰富多彩，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在开发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深挖历史文化底蕴，以促进旅游、文化发展和保护环境为宗旨，开发好辽宁饮食文化资源，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并促进辽宁旅游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辽宁旅游局.导游基础知识[m].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8）
在宋代，由于医学发展迅速，众多方书普及，社会各阶层，对养生保健都有所关注。将宋代养生保健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对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饮食养生保健
饮食是民生之本，是关乎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所以从古到今，关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的探索，人们从未停止。关于饮食保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如下整理。
（一）纵向研究
赵荣光先生在《中国饮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中指出：“饮食养生，源于医食同源认识和食医合一的思想与实践。饮食养生则是旨在通过特定意义的饮食调理达到健康长寿目的的理论和实践。”此外，书中对茶的养生保健也有所涉及。徐兴海《食品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指出：“食疗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也求证了人的健康长寿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谈饮食养生功能。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三章中对饮食的养生功能作了详细的论述。吴子明《我国饮食保健文化刍议》（《药膳食疗》1996年第2期）中，从我国饮食保健文化的源头、儒家的饮食保健观、饮食保健文化的发展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饮食保健的源头、特点以及发展，对研究宋代饮食保健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程程《养生食品的文化价值研究》（硕士论文・江南大学・2010）中将传统养生食品与我国传统文化如阴阳的思想相结合，为我们研究宋代饮食养生与宋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陈弘在《浅谈古代饮食保健观》（《卫生职业教育》2013年第12期）中指出古代饮食保健观包括注意饮食卫生、饮食节制，饮食时心情保持愉悦、注意四季饮食宜忌四个方面。赵婉莹在《中国古代食疗发展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一文中认为，中医基础理论对食疗的指导作用、饮食文化对食疗发展的影响两方面对我们更好的了解食疗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文中也将农业发展这一社会资源与食疗发展相联系，自然而然的将食疗发展置于社会大背景中。
（二）横向研究
胡艳红的《百种宋人笔记所见饮食文化史料辑考》（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在论及饮食思想时录有一些关于饮食禁忌和饮食养生的史料，这对于研究宋人的饮食保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赵敏在《魏晋至唐宋道教饮食养生思想探析》（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06）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饮食养生与道教之间的一些内在的联系，并对宋代道教饮食养生类典籍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饮食养生与中医食疗在源头和后世的发展过程中是很难明确两者之间界限的。刘健英《宋代名医陈直食疗方精选》（《中国食品》1995年第1期）一文精选了几种陈直的食疗方，主要从主治、配方、制法、效用及注意事项等方面介绍，这对我们现代研究老年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龚仕明、徐嘉《论陈直的“食治”与“治食”养生思想》（《江苏中医》1999年第1期）一文主要根据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指出陈直的食治养老观和辩证治食的方法，强调了食疗的重要意义。刘维锋、赵舒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饮食生活和饮食观念》（《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指出，宋代士大夫的饮食生活追求的是其中的愉悦趣味而非奢华。在谈及他们的饮食观念时，作者以黄庭坚、苏轼等人为例，说明宋代士大夫阶层对饮食养生与饮食禁忌已有所关注。
二、运动保健
（一）对八段锦的研究
李德勋、黄隆清《“八段锦”的探讨和整理》（《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王记生《从中医角度谈传统健身方法――八段锦》（《河南中医》2006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八段锦的歌诀和对身体的保健功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前者在文中对八段锦的每一句歌诀的具体做法和对身体的影响都有详细的分析，这对于现代人的保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者侧重探讨八段锦作为一种健身方法对身体的不同部位的实际功效。韦锐斌、李拥军等人《八段锦改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躯体功能的价值》（《北方药学》2012年第6期）一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62例患者分组，得出八段锦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有显著治疗效果的结论。作者认为“对从八段锦每一式的歌诀上看，其都与预防疾病、调理脏腑相联系，经常练习八段锦有壮腰固肾疏筋柔体疏通经络畅通气血强体增智之功”。耿涛《健身气功・八段锦研究近况》（《甘肃中医》2008年第1期）一文中，主要对八段锦的功法源流、机理探讨、临床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近况进行了综述。从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八段锦强身健体的功效。罗雪林《浅析八段锦的养生功效》（《体育世界学术版》2010年第2期）一文对八段锦的概念、机理机制、养生功效作了论述。在养生保健方面，作者侧重八段锦对中老年人身体的保健作用。八段锦在宋人笔记等史料中多有记载，若是仔细考究，应该不难发现八段锦在宋代对宋人的影响。
（二）对蹴鞠的研究
刘瑛、颜斌《蹴鞠的现代体育社会价值功能》（《管子学刊》2007年第4期）一文提到了蹴鞠的发展演变，对于在宋代的变化论述的更为详细。在探讨蹴鞠的社会价值时，作者认为蹴鞠具有健身养性的功能，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述。任冀军《宋代蹴鞠的盛行和发展》（《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介绍了蹴鞠在宋代民间的普及和花样，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球会。作者在文中指出“宋代蹴鞠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独具特色的理论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了时代历史的需要，也对民族体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施惠康在《宋代的球鞠之戏》（《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中按照击球方式将宋代的球类运动分为用杖击球、以足踢球、用手拍球三类，并对其场地、比赛规则也有所论述。张顺、陈荣昌在《我国宋代的足球运动》（《考试（中考版）2008年第z1期》）一文中主要侧重对宫廷中的足球作为比赛、表演项目的不同规则的论述，对民间的足球运动的发展也有所提及。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9）
融入了情感元素的中国饮食文化
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中餐具有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庄子•乐》中有曰:“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可见中国人将“食”作为人生至乐至趣来追求，吃饭成为第一要求。饮食中寄予了丰富的人的情感，并且情感元素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吃，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解渴充饥，它往往蕴含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每逢春节，长江流域的人要喝屠苏酒，据说可以避瘟疫。吃年糕是为了“年年高升”，吃元宵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北方人要吃饺子意味着“招财进宝”，过年吃鱼是预示着生活“年年有余”，吃团圆饭是为了“合家欢乐”等，几乎每一节日的饮食都包含人们对人生、对生活寄予的殷切期望，甚至成为人生美好愿望的一种象征，表达了花开花落情如旧，曲终人不散的情感元素。广东有一道甜品叫“莲子百合”，在喜宴上最后上的一定是这道菜，其实是取其“百年好合，连生贵子”之意，算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吧。中国人对“鸡蛋”有特别的情感、特别的意义，很多重要的日子都会吃鸡蛋。
除了其有营养之外，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吃蛋”寄寓着中国人对子子孙孙香火旺盛、传宗接代的厚望，昭示着生命的延续。一个小孩子从生下来，亲友就要吃红蛋表示庆贺。直到孩子长大，每当过生日的时候还要吃。老人大寿，献筹交错地庆贺中，也不忘了长寿面中还要放“蛋”。这是借“吃蛋”的形式表达了一种丰富的心理内涵与情感。“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作家周作人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吃喝宴饮，不能简单地为了果腹，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相互交流信息，可以沟通感情。生意往来，朋友离合，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心情，借酒菜平息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去茶馆喝茶，大家坐下来喝茶的同时听书、谈古论今、抒胸中之块垒，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慰藉。“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华饮食所具有的独特的“抒情”功能，同时伴随其产生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
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抱着一种感激与赞赏。陈晓卿说“诚意面对食物，精心烹饪，然后有感情地把菜端上桌子，给心爱的人，这才是厨房的秘密。”(《舌尖上的中国》)。融人了情感元素中国饮食文化具有时间的味道、所至人情的味道。这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光阴中与故乡、亲人、怀旧、勤俭等名词融合在一起，这是情感与信念的混合，是奉献与关爱的融合，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种是菜肴的滋味，哪一种是爱的情怀。总之，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浓郁的情感中又蕴含着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
拥有审美品位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升华到了高级阶段，它拥有美的内容、美的形式，它不但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耐)之感;同时更有令人拍案叫绝、赏心悦目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带给人们审美的愉悦和精神享受，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审美品位。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既艺术，又感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行配五色，五色配五味，五味配五志，五志配五音”之说，饮食不仅仅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更重要的是满足人的美感的需求即精神上的享乐和享受。
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记载了拥有审美品位的一系列饮食文化活动。《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构成。其中的“雅”是西周王袋的乐歌，是当时宴飨所使用的音乐，据朱熹说是“会朝之乐”，例如((/j、雅》中的《鹿鸣》《鱼丽补钓菊嘟等篇，天子、卿大夫普遍将其用于宴飨活动中。美食配美乐的宴飨使中国饮食文化拥有了审美的情趣，乃至今天的国宴都有特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品位。唐代诗人戴叔伦写道:“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是诗”。(栖辛中作》)就拿熟知的满汉全席来说，它是清代皇室贵族、官府举办的满汉两族风味肴撰兼用的盛大筵席。清初满人人主中原，满汉两族开始融合，皇宫市肆出现了满汉并用的局面。满汉全席开宴时，要大张鼓乐，席中还有诗歌答奉、百戏歌舞、投壶行令，文采斐然。满汉全席一般民间少见，其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南北风味，满汉珍镬菜肴达三百多种，它拥有中国古代宴席之最的美誉。
再说孔府宴。孔府是典型的中国大家族居住地和中国古文化发祥地，是孔子诞生和其后人居住的地方。历经两千多年长盛不衰，兼具家庭和官府职能。孔府既举办过各种民间家宴，又宴迎过皇帝、钦差大臣，各种宴席无所不包，集中国宴席之大成。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的最高规范，宴饮是“礼”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孔府宴礼节周全，程式严谨，是中国古代宴席的典范。有人说“不食孔府宴，枉来曲阜游”“膳食孔府宴，胜过活八仙’，lzlo烧尾宴盛行于唐代，专指士子登科或官位升迁而举行的宴会。它是中国欢庆宴的典型代表，也是古代的名宴。“烧尾”一词源于唐代，有3种说法:一是说新羊初人羊群，只有烧掉尾巴才能被接受;二是说兽可变人，但尾巴不能变没，只有烧掉;三是说鲤鱼跃上龙门，必有天火把它的尾巴烧掉才能成龙。这三种说法都寓意着“升迁”“更新”之意，因此人们将此宴取名为“烧尾宴”。如今升官、升学的人家也常常要举办这样的宴会。
中华饮食文化论文篇（10）
一、原始时期。这一漫长时期是人类饮食的蒙昧阶段，其重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茹毛饮血”“食肉寝皮”。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准备阶段。
二、夏、商、周三代时期。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形成阶段。
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人们经过不断的探索实验，掌握了某些调味品的使用或生产。如学会了制盐，学会了用梅果、蜂蜜以及花椒、豆豉、醋等作为调味品等。这样使烹制出的食品更加美味可口，食品的营养价值也大大提高了。这时的饮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同时也成为一种享受。第二，食疗学已露端倪。《内经》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埤（配）……以养精益气。”第三，烹调技艺日趋成熟，烹调理论也已初步形成。此时的烹调技艺除烧、烤、蒸、煮外，还有煎、炸、炒等。在烹调理论上，既重视口味与时令，又注意口味与火候；既强调主食与副食的搭配，又注重选料与刀功，并提出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观点。
三、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我国饮食文化大发展大交流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饮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饮食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并且输入了西域等地的胡瓜、胡豆等多种果蔬及调料，为烹调提供了更为充足的原料和辅料。第二，随着教会的传入，僧徒茹素之风盛行，为我国素菜的发展别开蹊径。由此使我国素菜发展为寺院素菜、宫廷素菜、民间素菜三大素菜流派。第三，许多年节食俗在这一时期形成。如：春节吃饺子，二月二吃炒黄豆、玉米花，寒食节吃冷食，端午节食米粽，仲秋节吃月饼，重阳节食花糕，腊八节食粥，等等。这些年节食俗不仅常常寓有生动感人的故事和传说，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第四，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饮食的专门著述，使烹调技术和烹调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如汉代刘安在其《淮南子》一书中对“五味调和之术”就有过精彩的论述。北魏贾思勰所撰写的《齐民要术》不仅记载了食料的种植与品种选择，而且还介绍了多种烹调技艺。除此之外，东汉名医华佗所著的《食论》也是古代重要的饮食专著。
四、隋唐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的经济繁荣和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使我国饮食文化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除烹调技艺进一步提高，菜肴品种更加齐全，饮食器具更加精美之外，这一时期饮食文化的特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食疗养生得到人们的重视。在总结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最早提出了“食疗”理论，并专门列有“食治篇”。在其《序论》中还提出：“夫为医者，当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思邈这一观点，成为后世食疗学的一条基本原则。第二，各类筵席在名色上更为讲究而且品类繁多，特别是唐代宫廷宴会，如曲江宴、探春宴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第三，饮茶之风兴起。饮茶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唐代的中后期，茶已成为“举国之饮”。第四，饮食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更显密切。许多墨客骚人常常以食为题，或吟诗作画，或比兴歌赋，或直抒胸臆，或隐喻暗示，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
五、宋元明清时期。这是我国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提高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