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发展现状汇总十篇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1）
一、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
云南省加强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工作，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根据三农工作新形势决定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云南省通过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采取以点先行、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先易后难、逐步推广的政策，对于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云南省农业厅在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中已经给出了简要的概括描述:“通过完善互联网、电脑、数码照相(摄像)机等农业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和完善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础情况、乡风民俗、政策法规、政策补贴、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科技、农村财务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标准、名优产品、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招商引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规划建设、农村疫情检测防治、气象、扶贫开发、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农村经济社会信息数据库，建设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化，采用图、文、声、像和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为农民提供及时，高效的信息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了解农村基层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实施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由此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涵实质就是三农的信息化建设。
二、从“数字城市”到“数字乡村”
1.用“数字城市”带动“数字乡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信息化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信息化的运用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经济、乡村经济及其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化一般首先是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建设发展，而后慢慢过渡到落后地区及乡村的一个动态过程，是信息时代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如中国信息化发展，首先是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等发达城市率先进行科学规划并进行试点工作，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开。一般来说，城市以工业化为主，而工业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乡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础。按照成熟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先实现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然后再把信息化延伸到农业，最终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在全球信息化浪潮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建设“数字城市”，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建设“数字乡村”，反过来，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又为信息化提供了建设经验和j9九游会的技术支持。中国目前数字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同样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用“数字城市”经验来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促进的关系，两者也将共同推动信息化的进程。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理解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
2.“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能互动发展。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是一个全局性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其核心在于:(1)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城市或乡村问题;(2)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3)为建设数字省份、数字国家、数字地球创造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层次上，长远地规划区域数字信息的获取、处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从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整合已有的或者正在发展的与数字城市和数字乡村相关的理论、技术、数据、应用和能力。数字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定目标。目前，应当建立多应用层面的数字化地区、数字化城市或数字化乡村，能够更广泛、深入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服务。云南省自2007年提出“数字乡村”建设以来，“数字城市”建设同样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2008年11月4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考察中国电信云南公司时指出:“昆明将建成为‘无线数字城市’，以信息化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毫无疑问，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是未来各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城市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也要将实现地区数字化、省份数字化、国家数字化、全球数字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因为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三、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及成因分析
1.现状。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从2007年开始起步，到目前为止，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建设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2008年10月27日，全省共制作上传乡村视频文件2 238个，其中乡镇视频351个，完成比例为26%;行政村视频1 887个，完成比例为14.1%;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行政村有6 547个，完成比例为48.6%;已完成报表数据更新的自然村有34 388个，完成比例为28.8%。另外，数据更新工作已完成近50%，其中德宏州、红河州、保山市完成了80%以上，普洱市完成17.2%、临沧市完成20.3%、迪庆州21.7%、昭通市25.1%。视频制作上传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昆明市已经完成了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楚雄州乡镇视频已经百分百的完成，大理州、保山市也完成得较好，分别完成了61%、44.4%。丽江市至今还未启动视频制作上传工作，普洱市只做了一个乡镇的视频，完成比例为0.09%、临沧市完成了3个乡镇和10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1.3%，昭通市完成2个乡镇和51个行政村的视频，完成比例3.9%，文山州也只完成了3.9%[2]。从上面的这一系列数据中可看出，云南省数字乡村项目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仅仅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其建设力度仍在不断加大，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增多。但同时也会发现，在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部分地方领导不够重视，目前仍就没有开展数字乡村建设，信息化滞后等状况。
2.存在问题。总体来说，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离保障三农工作顺利开展还有一段距离。从科技上看，目前由于对“数字乡村”的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难以对全省各地“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从人员素质上看，部分信息采集人员、电脑设备、电脑操作人员技术不熟练，影响了工作进度，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虽然对各村、寨进行了基础信息和照片采集，但照片采集数量不够，有的照片规格不附合要求，不能满足网页制作需要。其次视频采集制作要求要有较为专业的人员进行摄像、编辑、配音，编辑还要有相应设备和软件，而部分地州，特别是贫穷乡镇均不具备条件;从工作进度方面看，有的地市(如昆明、曲靖、玉溪)工作进度较快，已按实施方案要求完成全部村民委、自然村的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并已完成电子版信息表录入和照片分类保存;而有的地市(如香格里拉、丽江、怒江)进度较慢，基础信息表、照片的采集还未完成过半，电子版信息表录入、照片分类保存工作进度缓慢;从建设规划角度看，云南省各地市在数字乡村建设上的条件、标准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统一、规范的规划和技术标准难以确立，即使在着手统一规划之后，也很难尽快达到协调统一;从自身利益考虑，在统一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市对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得太多，不仅仍然各自为战，而且顾虑太多，拖拉被动，对总体建设规划不支持，具体到各村和个人则更不会积极响应，甚至还会抵触;从应急管理和服务体系角度看，旧的应急体系容易导致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表现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重复投入，各地市为了完善本地区的应急机制，往往重复购置一些设备，同时增加一些人员。另外，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现有应急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不仅变得反应迟钝和效果不佳，而且还常常发生相互之间的脱节和制约，造成本就非常有限的应急资源大量浪费，导致应急管理与服务成效急降。
3.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数字乡村”的建设其基础条件取决于信息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如果某一地区信息化程度高，则该地区发展数字化也将相对容易。然而伴随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影响和制约信息化长远发展的因素也日益显现。对于在云南省数字乡村初始建设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还是应归结为云南省的信息化水平，具体体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云南省信息化应用总体上仍处于分散推进阶段，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然存在，电子政务协同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社会信息化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第二，信息化基础设施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比较突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相对滞后，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信息系统的标准、相关数据的格式、形态等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三，信息化发展水平尚不平衡，地区间、城乡间信息化水平差异明显，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化普遍服务的广泛性不够，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和配套的政策措施尚待完善，低收入社群和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较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倾向;第五，信息化“双刃剑”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信息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网络犯罪、黑客攻击、不良信息传播等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信息安全管理比较薄弱，信息安全的技术能级亟待提升。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重要信息系统的可靠运行[3]。
综上所述可知，在云南省“数字乡村”持续快速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只有立足现状，发现问题，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最后认真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能强化云南作为全国“数字乡村”的领头兵地位，才能为其他省市提供相关的参考标本，才具有其他省市借鉴的价值，才能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数字云南”的大致轮廓。
四、建设“数字乡村”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是一个创新，综观全国三农工作的开展过程，把三农纳入信息化建设，云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份。因此，对于云南省乡村数字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从其他省市借鉴经验，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电子政务和数字城市的建设无疑都给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基于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数字乡村”。云南省电子政务工程自2002年开始实施，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也自此开始建设，截至2007年底，全省电子政务骨干网已接入4 344个政务部门，省级各部门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网已建及在建全省性专网达44个，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基础平台得到充分应用。另外，2007年7月以来，云南省建立了以云南省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为龙头，80个省级部门网站、1 300余个州市政府和部门网站、8 300余个县区政府和部门网站为支撑的全省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群，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为下一步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网上审批、交费、办证、求助等电子政务应用以及实施网上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因此，如果云南省在建设“数字乡村”时能很好地应用其已经成形的电子政务平台，依托云南省电子政务建设已取得的成效，很好地利用云南省电子政务已有的信息基础设施资源，相信定会为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基于数字城市经验发展“数字乡村”。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在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因此，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也并非毫无经验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100多个数字城市的建设经验就可作为参考。如“数字北京”、“数字上海”、“数字广州”、“数字深圳”、“数字杭州”的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其经验也可谓丰富。另外，2004年，云南省为了结合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数字昆明”的设想，并开展了对“数字昆明”建设的前期摸底调研工作，2007年底，“数字昆明”建设启动了三期工程——昆明市地理空间信息资源数据交换共享平台扩容项目，并计划于2008年8月完成。从中可以看出，云南省通过对“数字昆明”的建设，已经总结了一套“数字城市”建设的技术思路，相信对云南省数字乡村的信息化工作将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所以可认为，在云南省建设数字乡村时，如能借鉴其他省数字城市建设经验，把在云南省打造数字昆明的技术、思路，通过修改完善后，直接转嫁到数字乡村建设上，进行去粗取精，优势互补，相信定能促进云南省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
3.基于云南省省情完善“数字乡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在农业，难点在农民。“十一五”时期，云南省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目标。并认为，全面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进一步提高云南人民文化经济生活水平的急迫需要和重要选择。正是立足于这一战略选择，云南省的信息化发展从电子政务开始，接着打造数字城市而后迈向数字乡村，以建设“数字云南”为长远目标，最终构建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数字化信息系统。云南省“数字乡村”工程规模庞大，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统筹协调，节约物力，即集中全省各业务部门现有设备和信息资源，与国家实施的“金农”、“金水”、“信福”和“三电合一”项目等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相结合，不搞重复建设。同时，还需运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共同建设农业信息交互平台，尽最大努力争取做到使云南省数字乡村信息库内容基于省情，立足于三农，让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开放的现代化、信息化模式，为云南省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整体性地解决区域、全球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问题，为解决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建设方案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通知内容[eb/ol].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www.ynszxc.gov.cn/szxc/provincepage/newsview.aspx?id=2280016，2008-01-10.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2）
1引言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时，《建议》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须通过提升农村经济水平，增强农产品抵御风险能力，以形成稳定农村产业链。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区块链自出现后广受人们关注，通俗地讲，它可以作为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还具有数据库的功能，自身带有一些很好的性质，比如，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这些性质确保了区块链内容记载真实可信，使人们更加相信区块链上记载的数据。当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相结合，有效改善了整条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各节点的优化，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防伪溯源，分配利润公平，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大数据农业”。本文立足于数字乡村背景下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这一主题，指出当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以及区块链技术与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模式描述，指明这一模式对建设数字乡村的帮助。
2农产品供应链现状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在当下被提到显著重要的地位，保障粮食供给，减少粮食浪费是我们当前迫切的任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生猪产业平稳发展，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由于耕地的原因，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只有91%，剩余不足的部分就要依靠进口来解决。受外部现实因素影响，粮食进口存在一定风险，所以，应将视角转到国内供给上来。目前国内农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就农产品需求角度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更倾向于挑选绿色、安全、健康、多样的农产品。但就农产品供给角度讲，由于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不足等情况，农户为了农产品能够进行远距离运输以及具备更长的新鲜保质期，会采取农药或者其他添加剂对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这些手段均大大提高了农产品自身风险因素。另外，传统的国内农产品供给模式很难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由于农产品种植需要成长期以及种植方法差异化调整，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不能够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变化。随着建设数字乡村之势，运用农产品供应链与区块链结合的方法解决农产品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实现农业大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3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结合
3.1双链整合模式描述。将区块链应用到农产品供应链上，能够使农产品来源可追溯，人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查找购买的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的全过程，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区块链技术不仅只是提供全程可追溯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数据，而且还可以把这些数据转化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信用信息，这些信用信息可以为经营者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由于区块链具有电子账本和信息共享的特点，它既可以监督交易的实施，又能够有效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只要加以运用，便能够在各个环节上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从农产品供应链的节点和路径选择上做到优化。3.2双链整合的应用设想。将供应链与区块链进行整合，设计出一个针对农产品的区块链应用软件，以提高信息流的传递速度，使农产品市场更透明即时，促进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此应用程序包括以下两个系统。3.2.1多点实时上传系统。根据区块链“共享账本”的特点，交易记账可多点上传，由不同主体共同完成。农产品供应链节点繁多，从生产至销售，链条长且分散，不易于统一沟通管理，因此农产品区块链平台将设计不同主体的上传界面，包括农户、专业合作社、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大型商超等，从而使获取的信息更有针对性与区分性，在同一个系统中，可以查询到产品在不同生产经营环节的流通轨迹。3.2.2即时信息共享系统。根据区块链“信息共享”的特点，区块链各个节点的信息完全一致，且系统内数据能够自动更新，能够即时反映出当下的农产品信息、相关企业信息、流通运输状态等。因此农产品区块链平台将设计使用者的功能界面，包括产品溯源、流通状态、供需信息共享、政策信息分布、资质认证等面向普通消费者，从而使区块链发挥最大效用，惠及更多群众。此外，供应端即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信息的及时共享，获取市场运营反馈，调整生产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跨部门、跨系统的协调运作，也使得传统农业发挥规模经济，提高合作效率，焕发新的生机。
4双链整合与数字乡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数字经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随着历史大变革，技术大发展与大融合，数字乡村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重大机遇，催生新的农业产业形态与经济格局，助力实现振兴乡村。4.1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将网络以及新型数字技术应用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当中，提高农民的现代信息知识水平，让科学技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让科技更好地惠及各方。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当下数字农村发展主要形势是：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要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4.2双链整合对建设数字乡村的帮助。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不够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实体市场。数字乡村的建设能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网络虚拟市场，扩充农产品销售渠道。但单一互联网销售的背景下，会存在农产品以次充好等现象，降低消费者信心，让消费者不敢买，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区块链凭借其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征，与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结合，让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证，能够实现农产品溯源有效；区块链所储存的大量数据，可以为农户或经销商进行分析决策提供基础，降低资源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根据区块链各个节点运行状况，合理分配各环节利益，剔除中间商的交易平台，直接面向销售者，让农户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通过双链整合这一模式，结合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的优势，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直接反馈给生产主体，拉动内需，实现定制农业，解放农村数字化生产力，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4.3双链整合在建设数字乡村中所面临的挑战。区块链与供应链的整合，是信息化前沿领域的新应用，是可以让农业大发展迈向新台阶的重要一步，对于数字乡村也意义重大。经调查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农业领域已经出现一些落地应用，但农业区块链应用普及之路尚远。区块链技术和农业的融合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农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区块链发展“土壤”不充分。数字化是区块链发展的前提，区块链提供了新的数据记录方式，但只有拥有数据才能让数据记录方式发挥作用。目前，农业数字化发展总体滞后，发展过程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此外，区块链技术发展尚未成熟，许多技术层面的难题还尚未解决，相关投入成本较大，难以实现大规模应用。“区块链 数字农业”领域复合型人才缺失。当前农村很重要的一个现状就是人才外流，青壮劳动力以及高科技人才外出务工，农业的经营主体大部分是年龄偏大、知识水平有限的群体，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尚处于较低水平，对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更是了解有限。因此，要实现区块链在数字农业领域的发展，专业的人才储备是关键。区块链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虽有所欠缺，但区块链与农业结合的这一新领域正逐渐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未来，随着农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规模、应用场景等将逐步扩大，发展模式也将进一步改变。
5政策意义
2020年5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支持先进技术在传统产业的应用与融合，促进产业改造升级，建立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农业方面加快开发，有助于促进和深化农产品价值链与供应链，提升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对于国家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5.1构建区块链农业应用平台。组织科技人才，搭建适宜的区块链平台，帮助农户、经销商以及消费者使用该区块链平台，发挥该平台最大的效益。农户方面，及时准确上传农产品信息，使得农产品能够直接追溯到源头，提高农产品安全性；经销商方面，正确上传农产品销售情况，以及销售价格，及时给农户以反馈，增强农产品供应链活力；消费者方面，可以根据该平台上传的信息，确定农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等情况，使消费者更加放心，减少购买到以次充好的农产品的情况，有助于扩大内需。5.2应用推广。将储存的数据加以应用，给农户以反馈，引导农户及时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调节供求不匹配，减少资源浪费；该平台不仅可以应用在农产品供应链上，而且还可以与物联网等技术相结合，应用在物流方面，减少物流等因素对农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合理配置物流资源，优化各方利益；该平台与互联网直播带货相结合，凭借平台优势，减少消费者心中顾虑，同时扩大农产品销量，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结合，将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成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自治溯源的封闭体系，实行“区块链 农业”的战略组合，打开“大数据农业”的新大门，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深度优化改造，促进农业向信息化、科技化转型，不仅优化农业供给侧，而且也提升了农业运营效率和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景娥.区块链背景下农产品流通模式演化动力机制与创新[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125-128.
[2]干梓悦,林欣瑶,周东.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溯源机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01):118-122.
[3]陈炳才.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建议[d].开放导报,2020-12-08.
[4]何宛昱.陈翰笙与托尼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20(01):24-38 158.
[5]刘建平.后疫情时代提升农村贫困治理能力的路径探索[j].西部学刊,2020(11):13-16.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3）
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是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通过共享工程网络体系，以卫星网、互联网、有线电视、数字电视、镜像、移动储存、光盘等方式，构建海量分级分布式的数字资源库，以互联网的无线连接传输为平台基础，数字视频的采集传输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这才叫数字文化。数字文化建设包括数字化平台、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服务等基本内容。实现优秀文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共建共享，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新时期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必然要求。是群众文化的新界面，创新群众文化工作的新手段。全面认识数字文化，走进数字文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1.数字文化有利于群众文化工作的创新，数字文化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全面认识世界，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数字文化推广和运用，可使群众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活动形式更加多样，文化信息传播更为快捷。数字文化不受地理和区域的限制，可以缩小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差距，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数字文化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求知求乐的需求，信息共享工程是群众文化工作心得交流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把优秀的文化信息资源不断传输到基层人民群众中，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有利于推广农业生产、农业科技知识、医疗保健知识，为农民群众提供致富信息的需求；有利于满足农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农民群众文化道德素质的需求。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行共享工程，推进数字文化建设，是基层文化事业增强了活力，充实了服务内容，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促进了文化工作手段的现代化，成为文化工作的新亮点。
3.数字文化有利于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味，数字文化是人民群众所期盼的生活方式，是全新的生活理念。真正做到座拥一席地，知晓全天下。荧屏装地球，俯瞰全世界，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地的变化。鼠标一点，畅游在法国的香榭丽舍的大街上，也可以陶醉在世界音乐殿堂维也纳古典名曲中，也享受工程式赛车带来的和刺激，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增加了生活情趣，提高了生活品位，增加了幸福指数。
二、乡镇信息共享工程的现状
目前，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数字化建设方面相对于经济建设明显滞后，造成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数字文化建设滞后原因，主要是由于各个地区认识上的差异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性造成的。如今我们的信息共享工程以及数字化建设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的重视程度不一，由于受地区经济能力以及文化差异的限制，乡村未将共享工程列入议事日程，没有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没有真正认识到信息共享工程的必要性。对于数字文化了解甚少，认为数字文化带来的直接受益少。许多乡村有效的工作机制尚未搭建，信息共享工程的发展存在缺人员、缺技术、缺资金等。以我市为例，全市乡镇基本上建立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村级只有79家，大多数是一根线、一台电脑，放在书记或村长办公室，要不放在大厅，既没有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也没有专职管理员。这样的现实状况，距离上级的要求，相差甚远。
2.信息共享工程技术平台尚不完善，由于所处地区不同，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边远地区山高路远，传输技术和数字文化服务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在制度管理、资源整合、服务机制上差距，造成的技术水平较低，也是阻碍乡村地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3.信息共享工程建设不平衡，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推广与建设，构建村级共享工程服务网点，达到进村入户，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现在乡村共享工程的推进确实存在着不平衡性。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共享工程的推进，出租，外包，变成变相的网吧，收取一定租金，这种个别现象也是存在的，有悖于我们办事的初衷。全面整体推进乡村服务网店是共享工作的重点，只有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均等地享受到数字文化带来的精彩和便捷，才是政府推进信息共享工程的最终目的。
三、提升乡村信息共享工程， 着力推进数字文化建设
信息共享工程是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内容，是落实文化惠民和新农村建设的公共亮点。要使工作出成效，有成绩，必定要有一套强有力的工作班子，一套切实可行考核激励机制，一套因地制宜监督措施，来推进信息共享工程。
1.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是推进信息共享工程的关键环节，切实加强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推广工作的领导，组织专门班子，开展调查研究、提高认识，明确重点和意识。将信息工程建设列入议事日程，制定年度考核内容和考核目标，设立奖励机制。构建市、乡、村信息工程框架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4）
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向东在接受《中国信息界》采访时表示，进入数字时代，我国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首先就是城乡数字鸿沟。城乡数字鸿沟，表现为城乡之间在信息基础设施与公共支撑平台、信息技术渗透率、数字化应用条件与水平、应用主体的素质与技能等多方面的差距。城乡数字鸿沟始终存在于我国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是在一轮接一轮的信息技术快速迭代的时候，城乡之间技术更新的不同步，更容易出现已经有所缩小的城乡数字鸿沟再次拉大的情况。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7月23日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其中，行政村、脱贫村通宽带率达100%。2017年到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从7.72亿增长至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3%，特别是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11.9个百分点。网络扶贫和数字乡村建设接续推进，城乡居民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差距仍然明显。比如5g，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已建成142.5万个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5g用户数达到3.55亿户，千兆用户规模达3456万户。但目前5g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刚刚开始接入县域，而乡村才实现4g普及；再比如互联网普及情况，虽然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异在逐年缩小，但目前农村地区不足60%的普及率与城镇地区超过79%的普及率相比，显然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而且，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建好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互联网普及就可以了，还要应用起来，在这方面城乡差距更为明显。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助理研究员赵文景对《中国信息界》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和挑战还在于数字技术手段在农村地区的“使用”上，即存在城乡数字使用鸿沟，也就是在信息技术利用能力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如农村地区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相对不足，农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低于工商业，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对数字设施的使用能力相对落后，农村的精准化、数字化治理同样不及城市地区。显而易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关键在乡村。为此，国家将发展数字乡村作为国家战略，加强规划。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设立了“十四五”期末及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提出到2025年，乡村4g深化普及、5g创新应用，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到2035年，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对当前的数字乡村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到2023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和网络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稳步提升。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不足
国家对数字乡村发展作出了规划，制定了发展目标，那么，要如何推进？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发展数字乡村、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以农村电商为主的乡村数字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2.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221亿元，同比增长2.8%。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在今年5月底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显示，在乡村经济数字化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和农产品互联网平台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2020年超过10%的农产品零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差距，使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变成不是一件单纯在数字化上发力即可奏效的事情。数字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综合施策，特别需要针对数字乡村面临的挑战，对症下药，找到解决办法。售额来自网络销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帅对《中国信息界》表示，在部分地区数字经济对促进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淘宝村为例，从最初全国只有3个发展到2021年突破7000个。很多农村呈现出了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产业发展。与城市相比，目前乡村在数字经济发展上仍明显落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数字经济在农业的渗透率仅占农业增加值的8.9%、远低于工业21%和服务业的40.7%。中泰证券今年4月题为《农业数字化专题研究：助力农业的一场“阳谋”》的报告指出，虽然我国总的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数字经济农业渗透率刚刚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12.5%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发展还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有可能加剧不同地区间的城乡数字鸿沟。据《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数字水平发展较高的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域仍处于数字乡村发展的中等及以下水平阶段，地区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5）
现在我国正在积极的针对有线电视进行数字化改造，该工程从根本上改善了用户收看有线电视的信号质量，同时大幅度的提升了用户的满意足。如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城区有线电视的任务，开始针对农村大面积的推行数字化改造。由于大部分农村具有居住分散以及地广人稀的特点，因此具有疏散的用户集中度，在改造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困难。
在改造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改造成本、有限的入网用户。立足于对成本效益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对农村地区的完整的有线电视网络进行维持的时候仅仅依靠有线电视网络用户很难实现。因此对农村有线电视网延伸覆盖的一种经济j9九游会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1.有线电视网络在农村的现状
有线电视网络传输随着三网融合的不断推进已经极大的改善了其自身的信号质量以及业务规模。现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有线电视网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全媒体信息平台，而且其具有越来越便捷以及广泛的应用。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当中，由于农民自身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平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因此很多人因为收费标准等诸多问题并没有积极的相应线电视网传输的数字信号的这种全业务模式。现在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将看电视作为自己的主要娱乐项目，这样就很难真正的开展增值业务，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城市的运行模式以及投资标准针对庞大的农村有线电视网络进行经营和维持就变得比较困难。
现在各乡镇乡政府所在地的圩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农村有线电视网络传输网络，并且维持在10-15元/月的有线电视收费标准。在其中一些经济发展快速的乡镇当中，有线电视网络已经逐渐的延伸到圩镇周边的各个村庄，由于在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中农民居住比分散，因此具有较小的用户发展潜力，有线电视网络延伸覆盖面积在离圩镇较远的村庄当中比较小，而且在农村收视群体当中卫星数字电视用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有线电视网络就存在着较大的运行维护难度、用户分散以及投资较大的困难局面[1]。在不具备一定用户数量的农村当中，很难真正的对有线电视网络进行维持。
2.目前有线电视网络延伸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有效解决措施
面对现在农村收视群体的现状，立足于对网络运维难度、覆盖成本与效果以及用户发展潜力等多方面的思考，我们发现，不断使从运行管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在农村有线电视网络延伸的当中将地面数字电视网作为主要方式，可以有效的将农村有线电视网络延伸覆盖的问题解决掉，并且具有较高的经济合理性[2]。这种方法的具体j9九游会的解决方案为：在地面数字电视多频网或者多频网当中将县（市）广电网络机房作为网络前端，将节目源建立好，然后利用有线网络干线网传输编码复用后的传输流，发射到各乡镇地面无线电视发射端当中，无线中继地面数字电视站需要以乡镇用户分布情况、中继点的海拔高度以及需要覆盖的范围作为根据，认真规划好地面数字电视多频网或者多频网，并且还要以实际覆盖情况作为根据，选择若干乡镇共同一个中继还是一个乡镇单独运用一个中继，利用这种统筹规划不仅能够使投资成本得以有效降低，还可以使中继发射功率得以降低，使运行维护难度减小，最为关键的是能够使农民的收视要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实际应用模型
选择某市作为实际应用模型，该市的属于丘陵山区，整体地形地貌呈长条形，走势为南北走向。该市共有若干个乡镇，其中北部乡镇若干个，其地形比较复杂，属于山区丘陵地区，辖区内人口呈分散性居住。该市中南部地区有乡镇若干个，地形较为平坦，人口分布集中。该市除西南部地区的若干乡镇由于人口分布分散、地形地貌相对复杂，造成无线覆盖的难度之外，其他地区都属于地形较为平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该市的绝大部分乡镇行政村中，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来进行无线地面数字电视网的延伸都较为容易，覆盖较为简单。以该市的实际地形地貌和人口分布情况作为基础，先由该市的光电网络中心将ts流信号调制好，加密后，再利用该市已经建成的有线电视网络主光缆干线链路来进行传输，直至将ts流信号传输至该市的所有乡镇和农村地区。在该市的若干乡镇中建立20w至50w的地面数字电视中继发射站共若干个。这样一来，ts流信号基本可以将该市的各乡镇中的绝大部分的行政村进行覆盖，用户就能利用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接收地面数字发射机发出的信号，从而将长期存在于我国农村的电视网络延伸覆盖的运维难度大、运维复杂、成效慢、投资大等问题进行解决。
在进行农村有线电视延伸覆盖时以地面数字电视网作为基础有着良好的效果。首先可以极大的节省投资，高效的利用已有的资源[3]。光设备投资不超过10万元即可满足一个50w的中继站的投资需求。其次其后期的运维成本和维护成本都较为简单，所需的费用也较低。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国的地面数字电视网单频网和多频网技术都已经相对成熟，在建设和运用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管理运维农村有线电视网络时，只需要对中继站前端的发射机房进行管理，确保设备能够正常工作，则覆盖网内的所有用户的广播电视信号都能够正常接收。最后其安装和接收都比较简单，能够使农村群众收看到电视节目。因此，这是一种解决农村地区网络后期延伸覆盖的良好选择。
4.结语
三网融合带来了业务模式变化、技术升级改造的机遇，但也需要对发展用户潜力、用户发展需求、运维管理和投资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在选择技术时，要选择与现阶段农村地区实际情况最符合的技术，促进农村用户能够更好的接受网络组建和运营模式。当前较为经济而实用的方法就是对地面数字电视的覆盖组网络技术进行运用。
参考文献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6）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7）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8）
1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发展农村电商的题中之义
农村电商的重点在于解决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难题，如何更好地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实现农村收入增加是其中的关键。在陕西省商洛县考察调研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随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电商将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达1.79万亿元，同比增长8.9%。随着一系列适应电商市场的农产品持续热销，农村电商不仅有力促进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而且将有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 131元，比1949年实际增长超过40倍，比2012年翻了两番[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未来农村电商应该起到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2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深层挑战
2.1农业品牌建设的挑战。品牌强则农业强[2]。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打造农业品牌已经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品牌农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作出重要部署，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时强调，“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另一方面，社会消费进入“品牌时代”。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营养、绿色有机等要求越来越突出，农业品牌的整合重塑迎来了新的机遇。另外，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正在被用于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流通等农业生态链的全过程，“互联网 农业”的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但相比工业品品牌，农业品牌建设仍然处于探索初期，发展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的品牌，大多数品牌都是各自为政，行业内部缺乏相互合作，也不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发展。现有的农业品牌，由于品牌保护力较弱，部分商家“以次充好”的现象严重影响农业品牌的口碑，进而影响品牌的长远发展。简言之，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已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必由之路。2.2农村场景条件的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各地区地理地貌差别较大。从贫困地区的区位因素来看，更是呈现出“山大沟深”的特点。从农村电商发展进程看，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好的地区有着以下两方面特征：其一是本地已经有着发展基础较好的优势传统产业和区域产品，传统产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新的飞跃。例如，吉林省通榆县依托当地优势农产品，通过统一品牌授权面向全国销售的原产地直供农村电商发展模式。通榆县对于地处世界公认的“黄金粮食产业带”，是有名的“杂粮杂豆之乡”“绿豆之乡”“葵花之乡”。通榆县利用所处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本地优势农副产品的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不仅实现农产品利益最大化，而且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二是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当地农产品运输、配送方便快捷。例如，被誉为“买西北卖全国”的陕西省武功县是有名的“西北电商第一县”。武功县虽然是陕西省面积最小的县，但凭借距离西安市80公里的优秀地理位置，经短短五年发展，形成了专属的农村电商销售模式，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更多的贫困地区既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良好的地理条件，极大地影响了地区农产品的销量和销路，制约农民持续增收。2.3培育农民网商的挑战。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地方政府虽然将培训农民技能摆在人才培养体系的突出位置，但农村电商发展是长期工程，当农民短期看不到收益回报，就会立刻选择放弃，回归到原来的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或者继续交由第三方交易平台代为销售，导致虽然地方政府开办的网商培训项目不少，但是农民网商转化率低、培育难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55 162万人，相比2015年，减少了8.6%。现代农业建设离不开农业数字化发展[3]，农村电商则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先导和基础，不仅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相比起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各方面基础较为薄弱，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而基础网络的维护、农产品网店的运营、农村电商园区的建设等都离不开数字技能人才的参与，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数字技能人才短缺和农民网商培育难度大仍然是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难题。
3数字化建设下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路径
3.1提升农业产业链数字化水平，着力打造品牌农业。推动农产品从原产地生产到加工包装再到仓储、物流、配送全程信息化、数据化，提升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水平。根据生鲜农产品分布的区域化、产品种类的差异化以及消费者群体分布广、产品需求的个性化等特点，建立区域性生鲜农产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信息交换、共享，打造农产品物流监控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信息基础。加强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推广市场信息、产品真人游戏第一品牌的售后服务、产品仓储配送运输管理等数字软件的应用，建立健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以及“从餐桌到田间”的全程信息收集、处理、系统，确保生鲜农产品的物流效率和质量安全。打造品牌农业是农村电商发展中，尤其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一环，不仅提升农产品价值，而且能够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首先，打造品牌农业有赖于生产与经营的规模化。摒弃原有的小农意识，集合各方力量，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农村合作社等集体组织，促进农业品牌化。其次，打造品牌农业需要摆脱农业的局限性。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农业生态产业链，为农产品上行打造完善可靠的供应链。最后，标准化生产是品牌农业的支撑。以农业的自然生态属性为主抓手，通过引进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手段，设计系统的种植标准、行业标准、流通标准等，为优质、合格的农产品设立准入门槛与流通规范，形成打造品牌农业的有力支撑。3.2打破场景条件的桎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渠道。对于既没有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没有便捷的交通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发展较好的农村电商模式，并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从农产品角度出发，农村电商带给贫困地区对接广阔市场的机会，地方政府和电商平台可以通力合作，深度挖掘本地优质产品，做好产品设计，讲好产品故事，增加产品附加值，帮助农产品网货化。例如，2019年，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八科村有一种叫“黄豆荚”的豆类植物在盒马鲜生上市后，仅仅三周时间，便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一跃成为盒马生鲜的明星蔬菜。据调查，八科村种植黄金荚的农户，已经达到了53户，每亩地农户普遍增收7 000至8 000元，八科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盒马村”。从物流成本出发，贫困地区建立物流服务中心成本太高，可以通过共建共享县域物流服务中心，以及“自建 共建”构建村级物流服务站，与其他服务场所共建共享办公场地、公用办公设备，办公人员也可身兼多职，例如，依靠农村的小卖部建设村级物流服务站，不仅方便村民寄递快递，而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3培养本地化农民网商，提高农民数字技能。农村电商发展起步阶段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解决短期内的人才问题，但是，“走出去”成本高，覆盖面不广，“请进来”难以形成常态化，最终人才还是流失。因此，只有本地化培养才是最终解决之道。农村电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各类人才支撑体系，所以农民网商的本地化培养需要体系化推进。首先，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做好农村电商发展各类人才需求状况调查，制定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培训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要重视农村电商实战性要求，注重农民网商的“转化率”和“实效性”；最后，农民数字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电商发展的水平，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是数字技术普及、农民生产技能水平提高的重要措施。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网商培育模式，不光要教农民怎么开办网店、直播卖货，更要提升农民网商数字技能，学习互联网基础知识，以及包括从网店设计、营销推广和运营策划等网络销售全过程，通过提高农民数字技能，促进农民群体整体素质提高，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天成，王大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路径研究[j].新视野，2019(6)：41-46.
[2]林广毅，王昕天，李敏，等.农村电商100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9）
根据2006一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信息资源的普遍应用、信息网络的广泛普及，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资源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安徽省委、省政府一直对信息化工作高度重视，在信息基础设施、电子信息产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农业农村信息化和区域信息化方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信息化工作。2009年，安徽各县(市、区)政府也全面建设信息服务站。然而，安徽省的总体发展水平同国内其他省市相比还比较落后，加上安徽省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加快安徽省的信息化发展更是当务之急，也是促进安徽省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1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现状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也存在差异即所谓的城乡数字鸿沟，而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交流的差异、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产品结构的差异以及信息消费水平的差异等。
1.1城乡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是:在城乡之间优先保证城市。结果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能优先得到保证，而农村的却很难得到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3月，安徽省城市人口2485万人，固定电话达到658. 5万户，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26. 5 %。但是安徽省农村通信发展却相对滞后，安徽省农村人口3650万人，固定电话为694. 7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为19. 0%，只是城市水平的71. 7%。
根据表1可以看出，安徽省2005一2008年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台数农村居民拥有数相对较少，分别是城镇水平的3. 0% ，3. 4% ，4. 9% ，6. 4%。虽然城乡居民对家用电脑拥有比例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总体来说城乡居民对家用电脑的拥有量还是相差悬殊。可知，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拥有更充足的信息基础设施，城乡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 2城乡信息资源利用水平和信息产生与传播的差异由于城乡居民文化水平和信息素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居民对网络信息资源、教育信息资源、科技信息资源等的利用远不如城市居民利用的充分和有效。根据安徽财经大学2009年暑期“三下乡”对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农村的电视覆盖率为75. 96%，有线电视覆盖率仅为8. 31 %，农村居民通过广播获取信息资源也只有10. 79% ， 可见农村的信息资源相对贫乏，而农村居民又不能充分有效的利用信息资源，更扩大了城乡信息化差距。城市是经济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中心，能产生大量的信息，而且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流都十分便捷。农村地区生活较为稳定，产生的信息较少，采集和传播信息也相对困难，使得多数媒体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农村。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信息交流越来越便捷，而农村由于信息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信息交流不方便，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差异也日益显著。
1. 3城乡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和信息产品结构的差异城市经济较为发展，把信息技术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运输以及能源利用等多个领域，而农村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不高，没有充分挖掘信息技术的潜能，各个方面多运用传统的方式而没能广泛的应用信息技术。城乡居民拥有信息产品的结构也存在差异。安徽财经大学2009年暑期“三下乡”对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居民对普通彩电、vcd机和dvd机等信息产品拥有率较高，拥有率分别为92.1 % ，70. 7%和63.2%，而对照相机、录像机和电脑等信息产品的拥有率较低。相比而言，城市居民减少了对vcd，dvd等逐渐被市场淘汰产品的使用，他们更多的拥有和使用现代更先进、更时尚、科技含量更高的信息产品。
1. 4城乡的信息消费水平差异在信息消费方面，比如农村百户拥有的电视机数、移动电话数、计算机数以及书籍报刊和杂志的购买量都远比城市少。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在精神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也远小于城市。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安徽省城镇人口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指数为1. 0733，而农村人口的消费指数为0. 9568，城镇与农村的消费指数之比为1. 1218，可见城乡己经形成深深的数字鸿沟。
2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当城市居民接触并拥有大量的信息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农村居民却面对着信息h乏的状况。造成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就城乡居民在收人、文化以及信息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方面来分析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
2.1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尽管各行各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城乡差异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日益扩大(见表2)。
根据表2的数据可知，1980年、1990年、2000年以及2005 - 2008年，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年收人占城市居民人均年收人的百分比分别是53.7%，39.8%，36.5%，31.2% ，30.4% ，31.0% ，32.4% 0 1980年到2008年比例从53. 7%降到了32.4%，可见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不仅很大而且日益显著。收人差距大，进而导致了城乡居民对信息产品消费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城乡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2. 2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差异安徽省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据统计，2004年安徽省在全国总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为1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 8个百分点;文盲和半文盲率所占比重为1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6百分点。安徽省居民受教育普遍较低，而相对来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更低。据调查，城市居民利用图书、报刊杂志、网络资源接受信息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和信息素质要远低于城市居民，因此对于图书、报刊杂志、网络资源的利用率较城市居民低。在农村信息资源相对匾乏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较低而使得信息资源的利用更少，久而久之，城乡居民的文化差异最终导致城乡的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2. 3城乡信息产品的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差异城市信息产品的供需相对充足，而农村信息产品的供需相对不足，是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农村居民的收人水平较低，不论是电话的初装费、电话费与互联网上网费用，还是文化教育的费用，都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过高。
由表3数据计算可知，人均文教方面的消费额占人均年收人的比例，城镇为3. 3 %，而农村为9. 8%，相对来说农村居民的文教消费占收人的比重较高。因此，农村居民就会减少对信息产品的消费。另外，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对信息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较低，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也较少。在信息产品的供给方面，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小，而且各小村镇离城市较远，电信和通讯网络的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都较高。在市场驱动下电信和网络公司会向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会相应的减少对农村地区信息产品的供给量，最终加剧了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
3促进城乡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已经渗透到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水平差异现象将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它会对安徽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缩小安徽省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实现城乡信息化协调发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工程。
数字乡村发展现状篇（10）
只有从意识上“脱贫”，才可能从行动上“创富”。这其中需要政府、企业、个人思考如何从工业时代“授之以鱼”靠政府救济，向数字经济“授之以渔”靠本事创造财富，最终营造“共创渔场”建生态系统扩大财富实现利益均沾，而电商正是通往“创富”彼岸的康庄大道，实现“平等分享”“普惠富裕”，共享改革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红利。
传统的工业经济，强调大规模、标准化、集中化管理，经济中心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的原材料消费地；工业经济在产业分工上，呈现金字塔或链式的、垄断垂直的分工体系，即发达地区控制产业链的设计、组装、精密制造、品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落后、贫苦地区提供原材料、低端劳动力等附加值环节。在产业转移中，贫困地区虽然也从“扩散效应”中受益，但这种受益是相对的，并且是梯度式、跟随性质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一轮轮的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工业化的自上而下、垄断垂直分工体系，固化了落后地区的角色定位，加剧其边缘化趋势。
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其底层架构就是分布式、网状的结构，在产业分工上日趋表现为分布式、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价值网络。贫困地区的人口、企业有机会接入到这一协同价值网络，就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节点”，摆脱封闭状态，并与发达地区的“节点”保持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落后地区还具有很多文化、生态优势，有可能获取更大的价值。例如，四川青川、江苏沙集、浙江遂昌、山东曹县、江苏沭阳等通过电子商务接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节点”。
着眼于产业兴旺，探索可持续的脱贫模式
产业兴旺是实现永久脱贫的最关键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贫困地区换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发挥平台优势助力农产品上行。整合、利用优质平台资源，开设平台脱贫活动专区，推动优质平台商家对接贫困县域优势产业，让更多的原产地“好货好品”具备“供”的能力，集中资源帮扶当地农产品上行。作为电商促进农村偏远地区产品外销的典型代表，淘宝村从2009年的3个，扩展到2019年的4310个，其中800多个分布在省级贫困县，63个位于部级贫困县，部级贫困县的淘宝村年电商交易额接近20亿元。有效解决“空巢家庭”“空心村庄”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发挥技术优势实现以销定产。深入产业基地，通过技术赋能帮助贫困县域完善供应链体系，提升农业科技化、标准化和市场化水平，帮助更多贫困县域实现由“品”到“业”的全面升级。利用大数据，对消费者购买习惯进行分析，为当地农户制定种植标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在打造特色产业带的同时，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增产增收，让科技赋能农业和农民。
此外，乡村物流和普惠金融，也要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打通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配送通道。为全国贫困县的农民和个体户提供无抵押、免担保的无接触贷款，满足农户季节性资金需求，为其发展注入了新血液。
着眼于人才振兴，探索具有内生动力的脱贫模式
人才是贫困地区未来的希望，也是促进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从乡村教育、电商直播、女性培训、人才输出等方面助力贫困地区人才振兴。
乡村教育面向未來。通过赋能乡村教师、优化育人环境、培育乡村学生，助力每个乡村儿童成为最好的自己。通过扶持乡村教育，带动更多的社会人士，投身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教育，为贫困地区未来发展点亮灯光，带来希望。
培育电商直播人才。通过培训普通农民主播，让农民直接对接市场，帮助乡村乃至贫困地区更高效地销售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不仅培育了大批农民“网红”，也吸引了领导干部为家乡产品代言，给农货带来了很好的品牌背书，共同孵化新农人，通过直播带货，实现农产品销售额大幅提高。
建立脱贫特派员制度。选派互联网人才扎根基层，真情付出，针对地方发展实际需求，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发挥经济体技术和平台优势，让更多的脱贫项目落地，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全方位激活县域经济，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实现数字经济创富的建议
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缩小数字鸿沟。持续加大对公路、电力、网络接入、上网设备的投入和建设力度，让贫困区域人群“用得上、用得起”互联网，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共享改革开放、技术进步红利。
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从“扶贫”到“创富”。通过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帮助贫困地区寻求致富机会，进一步挖掘农村及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加强贫困村的电子商务培训和帮扶。支持各地发展农产品原产地网上直销模式，打造更多农产品品牌，探索农产品预售模式，多途径激活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从“扶贫”到“创富”的根本性转变。
逐步完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通过扶贫小额贷款等多种方式建立金融扶贫长效机制、造血功能。建议逐步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发挥互联网银行的技术和平台优势，探索提供无抵押信用担保的扶贫小额贷款等多种金融服务，解决贫困人群首贷难问题，建立金融扶贫机制，发挥金融杠杆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